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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九─一八九七）和馬克思（一八一八─一八八三）一樣，都是十九世紀的理論家。喬治第一本談‘土地政策’的書是一八七一年出版的，那時資本主義的諸‘大王’，都還潛龍在田，蓄勢未發；只有炒地皮才一馬當先。所以喬治先生以為用‘單稅法’解決了土地問題，其他一切社會經濟問題，也都可迎刃而解了。這是他老先生一廂情願的想法。其實‘經濟起飛’了，哪一項利潤不是Unearned　Increment（無勞增值）呢？要‘漲價歸公’，為什麼只對地皮客過不去呢？這就是‘民生主義’的漲價歸公的辦法，直到今天的臺灣也實行不了的緣故。現在我們在紐約的‘小臺北’法拉盛，一度有華裔‘地產經紀’三百家，這兩年來地皮跌價，據說都紛紛改行了…這就叫做‘市場經濟’‘自動調節’嘛。中山早年的操心，是值得理解的。但是卻是個不必要的杞人憂天。

‘共進會’‘文學社’是怎樣的團體？

果然距七十二烈士之死，為時未及半年，便發生了十月十日（陰曆八月十九日）的‘武昌起義’，從狹義的觀點立論，這就是‘辛亥革命’了。所以所謂‘辛亥革命’者，便是近代中國為‘驅除韃虜、建立民國’而發動的革命運動之最後一次的‘起義’。透過這次起義，則‘驅除韃虜、建立民國’的兩大目標，便完全達到了。─因此吾人如認為‘中國現代化運動’是有其‘階段性’的，則‘辛亥革命’應是第一階段，而且是完全成功的第一階段。不過其後還有三五個乃至七八個‘階段’，有待突破罷了。

可是我們如果是‘一次革命論者’，認為長治久安的百年大計，可以‘畢其功於一役’─國共兩黨的理論家，都是一次革命論者，就難怪孫中山先生要慨嘆‘革命尚未成功’了。共產黨理論家則認為它是‘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它不是共產黨人所認可的‘革命’。是耶？非耶？讓我再看看這‘武昌起義’是怎樣搞起來的。

長話短說。直接推動‘武昌起義’的，有兩個重要的革命團體：‘共進會’和‘文學社’。另一個團體‘日知會’則作用不大。它只是個被革命人士用為盾牌的聖公會讀書室的名字。那且也早在辛亥前就解散了。

‘共進會’於一九○七年成立於東京。原動議人為同盟會內黃興以後最末一任的‘庶務’劉揆一。揆一為什麼於同盟會之外，再組織個共進會呢？其原因是同盟會鬧分裂。光復會退盟；孫中山與汪胡等人在南洋另組同盟會‘總部’，因此原同盟會分子之留日者，不願再隸屬於老同盟會。劉揆一是傾向中山的，所以他想另組一個與同盟會性質相同的團體以為彌縫。

據共進會成立宣言：共者‘共同’也；‘進’者‘有進無退’也。所以它也是許多小革命團體的‘共同’組織。宗旨與同盟會完全一致。只是把平均‘地’權，改為平均‘人’權。至於會旗，他們就不用孫中山堅持的‘青天白日’了；改用‘錐角交錯’的十八星旗。中國那時有‘十八行省’，每省一顆星，顯然亦以美國‘星條旗’為模範也。新會既立，一時頗得人心。各省英雄紛紛加入，如川人張百祥（百祥與哥老會有淵源，故被選為第一任總埋）、熊克武、喻培倫，鄂人居正、孫武，湘人焦達峰、覃振，浙人傅亦增、陶成章等等，均是一時之選。東京之會既立，旋即移師武漢，儼然是長江中上游的革命重心。雖然共進會與同盟會之間並無直接關係，然‘共進會亦戴同盟會總理為總理，以示不與同盟會分別門戶，獨成系統也。’（見蔡濟民、吳醒亞合著‘辛玄武漢首義實錄’）如果此言可信，則本篇前引美國史家瑪麗。瑞德之言，就不攻自破了。

武昌首義時，第二個主要團體‘文學社’，則是個青年軍人的組合，原名‘振武學社’。蓋清末行新政，練‘新軍’，袁世凱的‘北洋六鎮’之外，以湖北張之洞所練的‘鄂軍’最有成績。袁世凱狡猾而專橫，他的六鎮之內不用有革命傾向的留日學生。張之洞則較開明，他不但大批保送優秀青年留日，並且重用留日歸國學生以擴充套件新政、新軍。不幸的是，在任何腐敗的獨裁政權之內從事改革開放，都是自掘墳墓（且看今日蘇聯）。因為有舊政權的剋制，改革開放便不可能順利開展。一旦改革不能盡如人意，則改革運動中的大批‘新’人，就必然要走向叛逆之途。─這就是辛亥年間，新建鄂軍之內，其所以革命黨成百成千的道理，而文學社則是他們的秘密組織。文學社成立於辛亥之初，社員遍佈鄂軍諸標（即現今之‘團’）及工程營、輜重營、炮兵隊等單位。所以他們一旦搞起‘起義’來，就同孫黃在華南所策動的不一樣了。在南方他們多半是以‘烏合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