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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子，他從來沒對我說過。不過，處分他也是讓他改正錯誤的一種有效的方式。”

黃國標僵在那裡，一時說不出話來。悶悶地抽了一會煙，黃國標說：“鄭書記，應該說，我們還是有些緣份的，如果我不為隊里弄來十二噸氨水，就不會有肥料坑事件。”

黃國標沒接下去說，但鄭天良已經聽懂了，他下面的意思是沒有肥料坑事件，就不會有鄭天良救人的壯舉，就不會成為知青的榜樣，就不會上大學，就不會有今天以公社書記的姿勢跟他講話。言下之意，自己在客觀上幫了鄭天良的忙，同時暗示了一個很荒謬的邏輯：“沒有黃國標的氨水，就沒有鄭天良的書記。”

年輕氣盛的鄭天良毫不客氣地將黃國標頂了回去：“你為什麼不說沒有你弄來的氨水和你的瞎指揮，就不會丟了三條人命。”

黃國標臉色青了：“鄭書記，不管怎麼說，就算我求你了，你給黃以恆一條出路，我們以後會記住你的恩德，他還年輕。一旦處分了，以後的政治前途就全完了。”

鄭天良說這是公社黨委的決定，誰都不能更改。

後來，是縣委書記梁邦定更改了這個決定。梁邦定親自給鄭天良打了一個電話，他在電話裡說：“小鄭呀，你的責任心和事業心，縣委是高度肯定的，對於黃以恆的處分意見，縣委也是贊成的。黃以恆是縣委派下去的幹部，出了問題縣委也是有責任的。由於黃以恆的組織關係還在縣直機關黨委，行政關係也是在縣裡，所以縣委研究決定，將黃以恆抽回縣委辦後，再進行處分。”

鄭天良對著手搖電話機的話筒發愣，他覺得說任何話都是多餘的，因為梁邦定書記不是跟他商量，而是宣佈決定。下級服從上級，個人服從組織。鄭天良的原則性是很強的，因而也就說了一句：“我服從縣委的決定。”他放下黑乎乎的話筒，用手抹了抹上面的灰，這個天氣總是灰塵與風攪拌著漫天飛舞無孔不入。

黃以恆卷著鋪蓋在一個秋風蕭瑟的晚上悄悄地離開了朝陽公社的大院。那天晚上，天上的月亮像泡在水裡一樣，泛出慘白的光。

二十一年後，耿天龍老人對我說，黃以恆那天並不是開車去送他母親到揚州住院，而是被縣委書記梁邦定調去到四十里外界石公社參加梁書記侄子的婚禮了。當晚，耿天龍也開著“拉達”車去了界石公社參加婚禮，他看到了那輛吉普，並且還跟黃以恆喝了一杯酒。梁書記從小父母雙亡，由他哥哥供養讀書長大參加工作，所以侄子結婚也就按照哥哥的請求比較過分地講究了一下排場。梁書記調動了八部小汽車去接親，一字排開，聲勢浩大。當時縣委的車子很少，單位有車的更少，而且這是私事，梁書記也不好直接用縣委的車，除了自己坐的那部車外，只好從下面調，他打電話向離縣城最近的朝陽公社鄭天良調車，鄭天良不在，值班的黃以恆接了電話，當時只說了一句，“我馬上就去。”婚禮結束後，梁書記並沒有叫黃以恆回去向鄭天良解釋一下用車的事，所以當鄭天良破口大罵的時候，黃以恆就自己攬下了責任。據耿天龍說，鄭天良在被槍斃前半年知道了這件事的真相，那天鄭天良坐在耿天龍家的院子裡，整個一下午都沒說一句話，黃昏時默默地走了。

這件事的真實性，我還是有些懷疑的。我發現現在許多退下來的老幹部都是對在職幹部和以前比自己官大的幹部心存不滿，經常說一些有損現任領導形象的話，而且都以反腐敗的面目出現，我覺得這是不是因為自己在臺上的時候沒有權力腐敗或腐敗的程度不夠而導致了心理失衡呢？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一九八0　年，撤銷人民公社恢復鄉鎮建制，朝陽公社改為馬壩鄉，朝陽醬菜廠改為“合和醬菜廠”。鄭天良任馬壩鄉黨委書記兼鄉長。

歷史就像一個魔術師，魔術師的全部意義就在於你以為手中的盒子裡依然是一包香菸的時候，開啟蓋子，盒子裡飛出了一隻活蹦亂跳的鴨子。

忽然有一天，從中央到地方，那些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幹部全都進了新設立的“顧問委員會”。政治舞臺上，文革時打砸搶奪權上臺的造反派領導們踏著“四人幫”的足跡前僕後斷地坐牢或撤職查辦，一旦列入“三種人”，比剛摘了帽的地富反壞右的前景還要糟糕，屬於永遠不能提拔使用的廢銅爛鐵。被打倒的老幹部們這時就拖著一身疾病，拄著柺杖懷裡揣著“降壓靈”、“硝酸甘油”重返領導崗位，他們撫摸著本來就屬於自己的椅子，老淚縱橫，感慨萬千，他們正本清源、撥亂反正，要在有生之年再為黨多做一些工作，將“四人幫”造成的損失奪回來，他們的革命熱情在平反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