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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位乘客討錢，給多給少往往不限。唱罷幾曲收完鈔票後，便鞠著躬、道著謝，中途一溜煙地跑下車了。

公交流浪歌手的出現，不僅武漢有，從媒體報道看，全國許多的大中城市都有相關的報道。對這個群體的驟然出現，貶者有之，認為影響了乘客的坐車情緒，唱幾首歌便張手討錢無異於當眾勒索，甚至還出現過強要不給、打傷乘客的事件；而認同者也有之，他們欣賞流浪歌手的勇氣和歌聲，說他們為乘客帶來了歡樂，並且不偷不搶，是憑勞動憑本事掙錢。

2002年10月底，當我們開始體驗流浪、乞討生活的時候，對流浪歌手的爭議一直在延續。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個群體也屬於我們尋訪的物件。儘管他們與純粹的流浪者、乞丐有著很大的不同。但要真的找起來又是非常困難的，因為他們來無影去無蹤，又很難在哪條公交路線、哪輛公交車上碰到他們。

2002年11月上旬，一個天賜良機，讓我在一輛公交車上碰到一位流浪歌手。那是一輛從武昌開往漢口的715路專線車，車到廣埠屯站點，從下面擠上來一個懷抱吉他的年輕人。

他穿一件黑色的夾克衫，20多歲的樣子，模樣還很帥氣。一上車，便站在車前的過道上，向滿車的人問好，簡單的開場白之後，便彈起吉他，很深情地唱起了一首《流浪歌》。

他的歌唱得還不錯，聲音圓潤、雄厚有力，聽起來有幾分享受。唱完後，他先說一些客套的話，然後逐一向乘客收錢。掏錢的乘客並不多，但偶爾也有人給個1元、2元的。對給錢的乘客，他會說聲“謝謝”，還送上祝福的話。

大約過了三站地，他向車上所有人鞠了個躬，然後下車了。我趕忙也尾隨而下。

我喊住他，和他搭話。也許都是年輕人的緣故，他對我並沒有表現出排斥的敵意。但看樣子他很忙，只聊了幾句，便又要上車忙他的生計。我趕忙要了他的手機號碼，說有要緊的事可能要找他。他也沒介意，在紙上給我寫了一個。

晚上的時候，我打通了他的手機，他問我是幹什麼的，不明白我為什麼要找他。我就乾脆跟他直說了，我是一家報社的記者，想採訪他。他很猶豫，說很怕，最近媒體的負面報道很多，他不想拋頭露面。我再三請求，最終他答應我第二天的下午1點鐘在武昌武商亞貿廣場前會面。

2、曾是夜市上的“歌星”

第二天下午1點，那位懷抱吉他的年輕人準時出現在我的面前。由於採訪的需要，我換上了平時所穿的工作服，還梳理了一下，與前一天在車上的乞丐打扮相差很大。他一見我，直說認不出來我了，還問我昨天怎麼穿成那個樣子，像個叫花子。

在亞貿廣場下面的肯德基店裡，我叫了兩杯可樂。就這樣，年輕人坐在了我的對面，開始講述他做流浪歌手的故事。

他說他叫張鴻，今年28歲，家住湖北省監利縣容城鎮。讀小學時，因家裡經濟狀況不好，經常靠撿破爛、給別人糊紙盒子掙學費。那時，他的理想是上大學，跳出“農門”，所以讀書十分刻苦。但上高一時，因受了一個同學的氣，他聯合三個社會青年打架，將那個同學打得很重，被公安機關以流氓罪判了一年半刑。刑滿釋放後，張鴻到縣造紙廠工作，這時他想悔過自新，重新做人，起碼要做一個好員工。但兩年後，造紙廠因經營不善，被迫關門，這一下子擊碎了他的夢，他無比失落地回到了家裡。

家裡的農活，張鴻不屑於做，他認為做那些事沒有什麼出息。但他又是一個坐不住的人，整天無所事事到處在村子裡遊逛，自己心裡也煩。經過一番思考，他決定到外面闖蕩一下，不管成功還是失敗，但做什麼自己心裡也沒底。1995年夏，張鴻揣著向父母要的幾十元錢，很盲目地坐汽車到了襄樊。到了襄樊後，他已是身無分文。在大街上走了三天，也是找工作找了三天，可沒有一家企業願意收留他。這三天張鴻沒吃一點飯。到一家機械廠門口時，飢餓加勞累，他實在走不動了，便歪在了廠門口。門衛看張鴻很可憐，帶他進去吃飯，並給了他200元錢，囑咐他一定回家。

可張鴻不想就這樣灰頭土臉地回家，那是沒有面子的事情，再說回去了能做什麼呢？到時呆得不“耐煩”了還是得出來，不如現在就不回家。吃飽喝足的他漫無目的地轉到了襄樊廣場。在夜宵攤上，他看到很多年輕人在那兒唱歌，便注意觀察起他們來。他發現，那些年輕人收入很可觀，一晚上能掙二三十元，於是心裡“癢”起來了——他也想唱。他認為，那些年輕人唱得並不怎麼樣，自己的歌唱得絕對比他們出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