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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集中注意爭取全家或者全村的人改教。不像耶穌教徒那樣，天主教神甫多穿中國服裝，對現代化興趣也不大。主要的天主教大學是上海的震旦和復旦，是由精力充沛的中國神甫馬相伯創辦的。

20世紀20年代中外合辦的事業是多方面的―　災害救濟和農村發展、文字改革和現代科學名詞的制定，以及財政方面的合作等等。教會董事會繼續從美國支付薪金給教會學校的教育家，中國教職員則由中國方面出錢開支。因而基督教大學一般來說都是男女生同校，在學生中助長了西方生活方式，這些學生大都也是來自城市中產階級家庭。有一個時期基督教大學成了政府機關的人才培養所。20世紀20　年代，北京的國立大學同燕京大學和私立的南開大學之間，有很多人員互相交流口這樣，傳教士為現代中國要建立的新秩序畫出了一部分草圖。有一個時期，他們扮演了中心角色。

由凡爾賽和約和1919　年“五四”學生運動點燃起來的民族主義運動，於1923　年導致了反對教會設施的活動。民族主義的“收復權利”運動，也包括把那些總部不設在紐約市的教會大學改歸中國董事會。外國人和中國教職員在住宅和薪資方面的不平等待遇，似乎也使一切愛國人士感到屈辱。

1928　年國民政府上臺以後出現了兩個趨勢：一是外國人在教堂和其他機構中的主導地位逐漸減弱；第二是日本的人侵，它導致了1937　年的侵華戰爭。這一趨勢倒把傳教士變成了中國愛國主義的可貴的同盟者了。因為傳教士仍享受著治外法權，日本不運用政府力量還不能強制他們。這就使中國人推遲了取消治外法權和廢除不平等條約的時間。在19　世紀見年代幫助過改革的人，現在在20世紀3O　年代反對日本侵略中也起了幫助作用了。

當北大在北京受軍閥干擾在財政上日益拮据的時候，在華北口岸天津出現了一所成功的私立大學。南開大學是張伯等個人的成功事業。他是一個身材高大的北方人，青年時讀了些書後投身海軍，在1894　一1　985　年戰爭中他的戰艦被打沉了。為了救國，他就轉而從事教育，先在天津財主家辦私塾，後來他響應了基督教青年會的號召。當時夭津青年會的秘書通常是普林斯頓大學的體育健將、教師和傳教士。張在學校中重視體育，提倡師生間教學相長，團結互助，學習科學，講求愛國主義。他於l903　年訪問日本，1908　年訪問美國，所見所聞使他更加篤信這些原則。後來他做了基督教徒，他的南開中學在舉辦體育比賽和組織學生演話劇方面常走在全國的先列。1917　年張伯答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兩年後他回國創辦了南開大學，接著附設一個女子中學（1923　年），一個實驗初小（1928　年），一個經濟研究所（1931　年）和一個化學研究所（1932　年）。南開經濟研究所在兩位耶魯大學出身的經濟學家何廉和方顯庭主持之下，開始從事中國現代化程序中經濟基本問題的研究和出版工作。這個研究所希望效仿倫敦經濟學院，1930　年它協助從倫敦來的客座教授湯恩內撰寫他的經典著作《　中國的土地與勞工》　。（張伯答、何廉和其他幾位南開教授都是“成志會”的會員。）雖然南開也得到一些庚子賠款和洛克菲勒基金會的資助，但它主要是私人創辦和資助的。

在基督教影響盛行的時代，還有一個機構取得了成就。基督教青年會適應了城市青年娛樂、交誼和品性指導的需要。體育、討論和操行對於一個人的身體、思想和品德的磨鍊，似乎比過去孔孟之道來得更好些。1920　年20　個城市和200來個公私立學校裡都有了青年會。絕大部分秘書、幹事都是中國人。1920年天津召開的全國第二次基督教青年會代表大會，有500代表從上海乘專列與會，中國總幹事則從北京趕來主持會議。

中國的進步教育家主要是在哥倫比亞大學及其教育研究生院即教師學院獲得他們的靈感的。那個學院的中國學生俱樂部於1920　年在他們的《　學生月刊》　（1905　年創刊）中說，哥倫比亞大學當年入學的中國學生共123　人，是美國所有大學中中國學生人學最多的。第一個從教師學院獲得哲學博士學位的孫炳文回國後任南洋第一高等師範學校校長，該校於1921　年發展為國立東南大學（後來在南京政府時期改名為國立中央大學）。教育學院的第二個哲學博士是蔣夢麟，他於1917　年在美國留學九年後從哥倫比亞回國，很快即主編《　新教育》　月刊。他後來著文說：'　‘應將中國學生從嚴酷、死板的行為規範中解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