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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表列為公眾人物那一類，我覺得這樣容易受到質疑。”並且補充說他賠了那筆投資，而且絕對沒有從那次損失中索取任何稅務上的好處。“我本以為這是最大限度減少稅收的方法，”克里說道，他不記得很多交易細節。“結果不是，那是一次非常殘酷的教訓。”

克里和負責審查他各項交易的助手說，作為馬薩諸塞州選舉出來的官員和議員候選人，他公開了所有的程式。但是《波士頓環球報》得到的記錄顯示，那場錯綜複雜的計劃中有很多事情都沒有公開。

1983年12月13日，克里用他在一個叫做皮博迪日用品貿易公司的2470份股份抵押給同一天與賽特爾商務有限公司簽訂的一張238　527。40美元的期票。兩家公司都是在開曼斯註冊，那裡嚴格的保密制度掩蓋了公司所有者的利益。

克里從來沒有披露他在皮博迪公司持有的股份或者在賽特爾公司欠下的債務。他沒有就《波士頓環球報》出示的檔案的真實性進行辯護，但卻駁斥說這些檔案是毫無意義的“文書”，不能反映出真實財產、實際債務或是交易中的責任。“我沒有抵押，什麼抵押都沒有。”克里說，“這是文字工作。這就是為什麼我的會計說很麻煩。”克里說他當時不知道這些公司是在開曼斯建立的，而且如果他知道的話，他“本來會反對的”。然而，在這份克里簽名的抵押合同上，第一行就寫著賽特爾公司遵循“開曼斯群島的法律準則”。在克里活動的兩年中，美國國稅局開始對逃稅進行制裁，有一些涉及賽特爾及其子公司。一些賽特爾的投資者遭到了過度懲罰。

1984年春天，在悄悄處理好自己的逃稅問題後，候選人克里猛烈抨擊不公平的制度。“你們需要大幅度檢查稅收結構，”　5月6日克里在一家波士頓電臺上對記者說道，“你們需要彌補那些無用的不安全漏洞。”

隨著9月18日預選的臨近，夏農得到了大部分工會、報紙以及政府官員的認同。

與此同時，克里得到了一些主要的市長的支援，包括福爾河的卡爾頓·維維羅斯和新貝德福德市的布賴恩·勞勒。不過，最重要的支持者是他的新家並且也是全國最大的城市——波士頓的市長雷·弗林。克里在和朱莉婭離婚後，於1983年來到這座城市裡高階的巴克灣住宅區。但是，在這裡拉幫結派的民主政治中，他並不是很有名。所以，弗林——這位碼頭工人的兒子，也是工人組織的領袖——成為他非常難得的有力支持者。“由於他在越南的經歷——戰爭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我很敬重他。”弗林說，“他是有錢人家的孩子，但卻去參軍。通常是窮人的孩子才去打仗。”

弗林後來成為美國駐梵蒂岡的大使，他當時不遺餘力地支援克里。“我的夥伴們都支援夏農。因為我支援克里，所以他們都討好我。”他回憶道。一些人警告他說，與克里結盟對弗林未來的選舉不利。“當時很明顯，”弗林回憶道，“因為我不支援詹姆斯·夏農，蒂普·奧尼爾就給我打電話。這都讓我很心煩。美國議員喬·莫克利也一樣。”弗林想起來南波士頓的鄰居，“似乎工人組織和所有重要的政治家都不喜歡約翰·克里。”

但是，弗林幫助克里邁進了波士頓高高的門檻，從而報答了克里早期對他的支援。勞動節那天，距離預選還有15天的時候，弗林在波士頓百樂大廈飯店一年一度的早餐會上把克里介紹給了工會的領袖們。他帶克里到各式各樣的工會大樓，陪他去城裡一些有名的沙龍——亞當斯村的愛爾蘭酒吧、南區的J。J。福利酒吧——還有長達四英里的多爾切斯特大道旁邊的很多愛爾蘭酒吧。這條街穿過城裡人口最密集的工人住宅區。“星期五下午4：00到愛爾蘭酒吧，人們這時候都來這兒喝酒。這樣，克里到人們實際生活的地方和人們打成一片的訊息不脛而走。”弗林說。或許更重要的是，弗林的大型政治組織成為克里在波士頓的龐大軍隊。在波士頓勞動工人中仍然能夠拉選票。在幫助克里的人中間，還有一位是弗林的主要行政助手和政策專家雷蒙德·C。杜利。在克里以後的競選活動中，杜利還將會發揮他的作用。

實際上，克里在每一次民意調查中都遙遙領先，直到最後幾天夏農才開始逼近。不過，在預選前11天，《波士頓環球報》熱情洋溢地讚揚了夏農，提到這位候選人“遠比他那草率、沒有中心的競選活動要高明得多”。

石蕊測試自由主義者石蕊測試自由主義者（4）

社論贊揚了克里在鬥爭中以及隨後而來的反對中所表現的勇氣，並拐彎抹角地對他褒揚一番。“毫無疑問克里口才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