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滋病的蔓延以及孩子的無家可歸已經成了社會越來越嚴重的毒瘤；相當多的家庭幾乎一直依靠福利政策生活；相當多的學生不再帶午餐盒去學校，取而代之的是槍支”

那將會是很簡單的，克里對耶魯政治聯合會的成員們說，他在校時曾經主持這個辯論協會，“把所有的這些都歸罪於種族主義，並且毫無疑問的是白人種族主義一直存在於我們社會中，而且是醜陋的，陰險的但是讓我們進退兩難的問題和原因遠遠要比種族主義更深奧、更復雜。它們植根於歷史上各種公民權利運動的多變本質中，植根於種族關係動盪的歷史以及深深的種族偏見。”

在這裡，克里開始滑到一個危險的政治區域中。克林頓和其他人是把種族問題從犯罪和貧窮的因素中排除——他們指出對每個人，不論其種族如何，在義務和責任上都應該堅持相同的標準。與此相反的是，克里卻在談論城市犯罪問題和為少數民族學生提供就業幫助時牽扯到了種族問題。事後，他解釋說，他當時努力證明的一點就是國家正在集中進行的平權措施計劃不是解決種族問題的萬能藥，卻恰恰讓少數民族備受折磨；並且還提出應該採取傳統價值觀來補充該平權計劃。但當時克里的聽眾們可並沒有聽到這樣的話。

“事實上正是平權計劃總是讓美國人一直在考慮種族因素。”克里說。克里仍然堅持支援平權措施計劃。他略述了計劃的代價，尤其是種族優先權所培養出的對白人的怨恨。“我們不能對市民佈道什麼是公正，然後卻漠視他們對於聯邦法律和規章中真正的公正所提出的合理問題。”克里說。

助手回憶說，克里演講靈感的一部分產生於他從藍領階級選民那裡聽到的內容。尤其是在波士頓鄰近的一些地區，居民對70年代中期法院所強制的用校車送孩子們上學，以及同時期聯邦法院命令城市的警察局和消防隊僱用更多的少數民族作為達到種族融合目的的方式，一直都懷有揮之不去的怨恨。

但是，在那些法院所進行的嘗試之後所發生的醜陋的種族衝突，仍讓國家白人自由主義者處於尷尬的境地，法院試圖糾正長達幾十年的種族歧視的模式。一種政治的正確性在國家占主導地位的政治和傳媒文化中紮根。大膽直率的美國馬薩諸塞州民主黨代表人巴尼·弗蘭克嘲弄“nosapostas”的這個詞——自由主義者“並不準備”談論的事實。尤其在種族問題上，他們沒有退路，雖然種族問題意味著年輕的非白人種族即使有相當出色的考試成績，他們還是有可能無法成為警察或者消防員。

新時代新時代（2）

在耶魯的演講中，克里直接向自由主義的正統信仰挑戰。“他總是因為只被看做一個馬薩諸塞州普通的民主黨人士，並且一直都在泰德·肯尼迪的廕庇之下而氣憤不已。”他的民意測驗專家托馬斯·基利那時候說，“他努力對公眾宣稱，他在思考問題上有自己獨立的思想。”

克里的耶魯演講之後，公眾的猛烈批評如潮水般湧來。許多老友和他的支持者公開譴責他拿種族問題當誘餌。馬薩諸塞州黑人決策委員會立法機構的參議員兼主席比爾·歐文對國家最有名的種族主義者做了尖刻的比較：“大衛·杜克本來可以強調，佔大多數的白人並不喜歡平權措施計劃。”

波士頓城市委員會的一位成員曾經讚揚克里不想當“一個自由主義的恐龍”。泰德·肯尼迪高度讚揚他這個後輩同事的演講“對一個重要的國家辯論在種族歧視問題上，以及在消除種族歧視最有效的途徑上做出的有思想性、有建設性的貢獻”。但是媒體，尤其是《波士頓郵報》，都對克里的演講充滿了攻擊性的評論。

在克里波士頓的辦公室裡，許多憤怒的電話讓助手應接不暇，他的發言人不得不做出讓步，承認“的確有解決問題的方法”。克里在星期一發表了他的演講。星期五，在同地方領導人舉行的一系列控制破壞行為的會議上，克里安穩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對於平權措施計劃，“我所指的是導致怨恨增長的問題。”克里在那個星期堅持這麼說。“對於這個健全可靠的平權措施計劃，我沒有改變我原來的想法。”

這之後的星期天，在地方性的電視圓桌會議上克里的演講也受到了批評。克里再次試圖闡明他的講話，說那不僅僅是關於平權措施計劃的一個演講。“演講是關於為什麼我們不能推動美國來處理在我們城市中正在發生的問題。我說這些的時候並不退縮，如果對在我們城市中發生的問題的整個解決方法只是依靠於一個計劃，而且是一個只是解決表面問題的計劃，那我們就會有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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