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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都應該去自殺！

御史臺長官王拱辰聞訊大喜，他連夜上報給皇帝。趙禎的憤怒可想而知，御用文人居然這樣回報皇恩！還等什麼，連夜抓人，直接扔進開封府，特案特辦，從重從嚴！

第一次判刑，王益柔處斬，其他所有涉案人員全部罷免，永不錄用。第二次時輕了點，王益柔永不錄用，這批館閣人員集體報廢，貶到地方上當官，主持人蘇舜欽罪加一等，事發在他的衙門裡，罪名是“監守自盜”，被貶為庶民。

他的確是應該區別對待的，他是杜衍的女婿，被看成是新政君子裡的核心。就這樣，以范仲淹為首的，呵呵，名義上為首的新政君子們從上到下，從頭到腳，都被“小人”們踢出了朝廷，其手法乾淨利落，合理合法，其結果一勞永逸，徹底勝利。

與此相對的是君子們集體萎靡不解的臉，我們的失敗，是為什麼呢？

這個問題很隱私，在此後漫長的歲月裡，這幾位萬古流芳型的名臣、君子，從來沒有在任何場合裡公開討論過，同時也沒在各自的文字資料裡留載過。

就算後來名動八表的《岳陽樓記》，也只是抒發自己的人生理想，追求抱負，從沒有半點的懊喪、自責，或者對誰的埋怨流露出來。

之所以會這樣，相信也和“君子”這兩個中國封建時代裡最崇高的名詞有關。丟官算什麼？君子固窮，安之若素。孔夫子在誇獎最得意的弟子顏回時就說過，“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就是要這個越窮越光榮的勁兒。

理想破滅算什麼？苟餘心之所善兮，雖九死而不悔。只要我喜歡，死九次都無所謂。這裡面有著讓聖人門徒們千年堅持，直到明朝、清朝時更加發揚光大的自虐型快感。為了一點雞毛蒜皮的事，請皇帝打我吧，打死我才爽！

何況是新政改革這樣的大事情，悲劇才能激動人心嘛，我一點都不疼。

甚至流放都是種快樂。子還曾經曰過，“道不行，乘桴浮於海。”皇帝不用我的辦法，我劃條小船到海上飄，也是高雅純潔的。

並且最重要，也最淺顯的一點，也與高雅純潔有關。

君子怎麼能互相指責謾罵呢？那是沿街商販的品質，潑婦激動時的表現。素質真是太低了！所以宋朝官方記錄裡，才會在上面范仲淹和杜衍、富弼的金殿爭執中，留下了這樣的記載——范仲淹平時事杜衍如父，與杜衍爭，杜衍不怒。富弼更是不用說。

所以打掉了門牙往肚子裡咽吧，君子在什麼時候都得站直了腰，千萬別丟臉。

他們永遠都不會承認，這種性格在官場政治圈裡，就是個二等殘廢。

美國小說《麥田守望者》裡有一句話，“一個不成熟男子的標誌是他願意為某種事業英勇地死去，一個成熟男子的標誌是他願意為某種事業卑賤地活著。”

慶曆君子們被說中了，他們寧可英勇地去死，也不願為宋朝的新天地而卑賤地活著。面對夏竦的謊言，除了辭職引退來證明清白，就沒有別的辦法了嗎？至少他們可以賴著不走，就像夏竦本人所做的那樣。無論誰彈劾，我就是不動。

像這樣，以邊關百戰之功勳，胸懷國富民強的願望，這種程度的追求，居然就毀在了一封偽造的匿名信上，簡直就是個鬧劇！

從這個角度來看，哪有半點的高貴偉岸？

返回出發點，從總體上講，上面這些都是在新政者內部找原因，這當然也是種片面。新政之所以失敗，標準的歷史教科書上的給出的正解是皇帝的懦弱，外加小人們的陷害。小人們的事就不去說了，他們做了什麼，前面已經交代得很清楚。關鍵點在宋仁宗趙禎。他是皇帝，一言一行都要對國家負責。而這個人在這段時間的確一直在玩沉默，什麼都沒做，似乎的確很“懦弱”。

那麼他該怎麼做呢？

不顧一切地支援范仲淹，無論君子黨們做了什麼，都是對的，都要無條件地實行。甚至像歐陽修所希望的那樣，完全放棄自我，君子們的奏章裡把做什麼事，怎麼做的步驟都規定好了，他只管簽字照辦？這樣就全對了？

誰是皇帝？

趙禎是個獨特的人，解讀他得站在一個相當高的樓頂，長時間的俯視，才能稍微看清楚一些。他的每一步行動，都是與當時的國際形勢緊密聯絡，而不是與宋朝的國家形勢緊密聯絡。這是個根本上的區別，做不到這一點，是沒法在民族之林裡生存的。

第十五章　幹掉叛賊

當宋朝的官，只辦宋朝的事，這可以。當宋朝的皇帝，只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