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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有膽子，有責任心，你怎麼不在曾公亮還是首相時跑去問呢？那時曾首相有權，才能按你說的辦嘛！

曾公亮之後是範鎮。範先生一生都在與國家的頂級大佬作對，文彥博時期因為立太子的事，韓琦時期是著名的濮議，到了王安石時期，他怒火升騰，和新法不共戴天。

這是個有趣的現象。很多人，不管是古代還是現代，一生之中都在無時無刻地反對，不知他真正認同的是什麼。更不知道，按照他的辦法去做了，國家能成個什麼樣子。

這個問題太大了，而且沒有實際操作性，只好列出現象來，大家有興趣，可以偶然思索下，或許會有所心得。

回到主題上，話說在他辭職回鄉前，蘇軾出現了。蘇軾就像代表著什麼神聖的團體一樣，對範鎮珍而重之地宣佈——你真是一位壯士。

範鎮深沉地嘆息，自己做得很不夠。

說到這裡，或許大家會認為我比較刻薄。蘇軾這是有良知有義憤嘛，不管是不是官，天下事天下人管得，發些感慨說些話，有什麼大不了的，犯得著這樣冷嘲熱諷嗎？

如果沒有前面關於新法的各種分析，單就他說的話來說，的確沒什麼錯，甚至年青人很有激情，值得讚賞。但是有了前面的分析之後，就會知道蘇軾的立場越滑越遠，徹底拋離了自己原來的出身，變成了喝民血、食民膏、奴役百姓為樂計程車大夫。

我們是平民，我們厭惡他！

拋開這種一千年以後的立場關係，回到宋朝當時的官場。王安石忍無可忍了，小蘇同學就算文章好、聲譽高，你不好對政府的決策這樣明目張膽的牴觸吧？

你終究還是國家公務員吧。

沒別的好說，就算查不出他有什麼實際錯誤，思想意識上造成的不良影響，就足以讓他貶職反省。蘇軾被下放到江南的杭州，人間天堂一樣美麗的城市裡去做官。

是懲罰，但不殘酷。

在宋人文化史上佔有非常重要地位的蘇軾杭州之緣正式開始。

接下來的人是呂誨。這位前言官領袖突然間病死了。回憶一下，他在王安石的新政還沒有實際公開時，也就是連最初的均輸法還沒有面世時，就和王安石勢不兩立了。

那次著名的彈劾之後，他主動要求外放，絕不和姦邪共處一堂。

神宗滿足了他，讓他到鄧州（今河南鄧縣）當知州。按說這地方、這職位都相當的不錯。既在長江以北，又沒到西北狼窩，非常優待了。可是呂誨感到的不是這些，他越來越憤怒，尤其是看到王安石的新法一個接著一個，沒完沒了地鋪開之後，他的憤怒真正做到了不共戴天。

生生地氣病了。

神宗知道他病了之後，特意下旨接他回京城調養，什麼都不用幹了，一心養病吧。但這不是問題的中心點，心病還需心藥治，王安石的新法如火如荼，遍及天下，這種局面一天沒有改變，呂誨的心情就一天沒法好轉。

這就沒辦法了，難道為了呂誨一個人，去改變國策嗎？

宋熙寧四年年底左右，呂誨在京城病死。他的死，也改變了一個人的命運。司馬光。司馬光當時在永興軍，知道呂誨病危後，火速趕往京城，去見最後一面。

當他趕到呂誨病床前時，呂誨已經閉上了眼睛，呼吸都停止了。司馬光放聲大哭，恨自己就遲了這麼一步。可是突然間呂誨強爭開眼睛，掙扎著要坐起來，他望著司馬光的方向，不管看沒看清，說出了最後一句話。

——“天下事尚可為，君實勉之！”

可以想見當時司馬光的心情，他之所以來，是因為呂誨一直是他的戰友。往事歷歷在目，從立仁宗太子到英宗濮議再到神宗時王安石新政，兩人的政見驚人地一致。可以說一直為著同一個目標奮鬥。

現在的局面，可以說他和呂誨都是失敗者，王安石勝利著。

可直到死前，呂誨還這樣重託他。這是信任，更是責任，他得怎樣做，才對得起一個垂死者的最後願望呢？

在這樣的局面下，我沒法進行什麼評判。因為感情和對錯，有時真是太冷酷了。但為了說明問題，可以試一下。

比如拋開感情談對錯。那樣很容易就能得出結論。第一，呂誨到底是好人，還是壞人？第二，他的這種死法，到底是可笑，還是可恨，還是可敬，抑或可憐？

答案一，一個人的對錯，基本上是沒法做出總結的。精確地說，只能是他在這個時期這件事上，是對的。在那個時期那件事上，是錯的。

只能是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