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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變法派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可是後來的敗因也在這裡深深地種下了。提問，在雙方對立的局面下，把敵人都趕到下面去，是個理智的做法嗎？

要知道，不管你的法令有多高明，總要中下層的官員去實行。以後發生的事證明，新法，幾乎每一個新法，都在執行時走了樣。這是單獨存在的問題嗎？和這些貶到地方上的反對派官員們有沒有關係？

上面列出的人名很少，宋朝的地域是廣大的，有人會說，他們完全達不到在下面搗鬼，阻撓新法的作用。可是官官相護懂嗎？尤其是學同樣的文章，考同樣的題目，作同性質官員的人們，他們的思維是有一同方向的。

何況韓琦、司馬光、歐陽修、程顥等人的號召力有多大，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千百年後思量，這些王安石不見得不懂，但迫於宋朝的國情，除了貶職之外，根本別無辦法。

殺了他們？瘋了吧。

留在京城裡閒養著？小心這些人每天說話，輿論從京城輻射全國，效果比不貶強不到哪兒。那麼說來說去，只有貶出去一途。怎樣，還有人羨慕宋朝這個文人的天堂嗎？人類最困難的事就是溝通思想，與這些沒法動一根手指，又思想超級強大的文人們溝通，想想都是個讓人瘋狂的事情！

為此，新法的推行才有了些微調。一些歷來不被史學家們注意的次重要型的新法，才在這時浮出水面。還是那句話，只要靜心思考，就會發現熙寧變法的每一個步驟，都有它特定的意義。

為什麼它的順序排列是這樣的，而不是那樣的。

比如說在熙寧三年年底，先把王安石提到首相的位置，確立他百官之首的權威。他上任之後第一件事，就是把經濟、政務、軍事等頭等大事都扔在一邊，最先做的是全面改革科考制度，以及後來考生們的學習課本。

具體做法是從此之後，不再考詩賦了，當官徹底與吟詩作對無關。四書五經也不必倒背如流，抽段默寫了，考的是經義、論、策等討論文、議論文，要說出治國立法的具體辦法。

這樣做的目的，被歷代史學家們忽視了，那絕不是王安石書呆子冒傻氣，在百般忙亂的政務之餘還要再寫些莫名其妙的文字。它們連同王安石所寫的《進洪範表》、《老子》等文章都有一個最顯著的目的。

——改變宋朝官場上的意識形態。

一直都有人說，王安石變法太急了，他沒有做最重要的一個先期工作，那就是“吏治”。不把官員們的素質普遍提高，那麼哪怕新法盡善盡美，也別想執行時上下如一。

可是有兩點因素制約著王安石的速度，讓他不得不快。第一，周邊的鄰居們讓宋朝危機四伏，大禍眼看就要臨頭，可司馬光、範鎮等君子們卻恪守著孔夫子兵家乃兇器，聖人不喜歡的總原則不放，這點不需爭論，就算在神宗去世之後，宋朝和周邊所有國家，除了遼國之外，掐得你死我活，不共戴天了，他都能王安石、宋神宗累吐血才搶回來的土地白送出去。

只為了“睦鄰友好”！

可憐王安石在做事之前，必須得把那個大宗旨大秘密藏住了，不然彈劾他的力度會比現在強烈一萬倍，他會成為萬惡不赦，滅絕人性的戰爭販子。第二，以宋朝寬鬆仁厚的官場風格，也不允許他什麼事都沒做之前，就來個空前巨大的整風運動。理智的做法是先做出來功績，有了威望，才好下命令。

所以必須急著讓新法顯出效果。

這時不同了，藉著變法派階段大勝的局面，為了以後一勞永逸，才下達的科考改革、課本改革。這兩樣實施之後，王安石徹底和現在的官場人員決裂了。

他是用新課本教育出新型人才，新考試考出來新一代官員，來取代現有官場上和司馬光、蘇軾、韓琦、文彥博、歐陽修們擁有同樣思想，同樣慾望，和他怎麼想怎麼別勁的官員們。

這是什麼樣的精神，誠然如司馬光在《與王介甫第一書》裡所說：“力戰天下之人，與之一決勝負。”這在自古至今所有的官場人物裡，都是不敢想像，從來沒任何人敢做的事！

為的，是一個統一思想，全民族為一個目標而奮鬥的環境。關於這一點的必要性，我們身為現代人，都深深地知道，這是改革的首要條件。必須得完成的。

由此看來，這項一直被認為是次一等，不那麼重要，甚至多此一舉的科舉改革、課本改革，還是那麼的可有可無嗎？

那麼也就應該意識到，蘇軾等人反對這項新法的內部意義是什麼，兩者間的矛盾有多深，那絕對不是坐在松樹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