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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中進士後，分配到南方秀州做判官。這時由審官院長官孫覺（王安石的老朋友，後來的敵人）推薦，成為京官。進京後他接觸的第一個人是知諫院裡的諫官李常。李常問：“你從南方來，那裡的百姓對青苗法有什麼看法？”

李定回答：“他們都很喜歡。”

李常立即搖頭，警告他：“現在這是京城裡的熱門話題，你要看住嘴，別胡說八道。”

李定沒說什麼，轉身出來就找老師王安石。說：“我只知道據實說話，不曉得京城裡動不動就讓人閉嘴。”王安石大喜，這時他正愁沒人支援，突然間從南方來了第一手資料，簡直是喜從天降。

他立即帶李定進皇宮，去見神宗，把南方的推廣情況介紹了一遍。之後神宗也大喜，從此他再也沒有懷疑過。

李定的奸邪之名就這樣產生了，是他附和王安石，去迷惑神宗皇帝，讓新法這個毒瘤從此施虐天下，沒法收管。可是換個角度想一下呢，先不說青苗法在南方的推廣效果到底怎樣，就說他進京之後見李常。知諫院的功能是什麼，是防止宋朝出現權臣，出現一言堂，保持住言論自由的政治風氣。

那麼身為諫官，你有什麼權力要別人閉嘴？何況事後找茬報復，實在沒有工作上的失誤，就拿李定家裡的一些說不清道不明的破事噁心人。

李定的事先放一放，個人再重要，除非是王安石本身，不然和熙寧變法的總格局相比還是無關緊要，我們可以另開一章，集中討論下新法裡各位“小人”的真假問題。

簡單來說，宋神宗改變主意的三點原因就是這樣了。按慣例，我們動用下現代人的思維，以跟王安石、司馬光都沒有一毛錢關係的立場，再加上近千年來各位大師學者們無數口水仗打出來的成績，來辨別下它們的真偽，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點是假的，第二點是真的，第三點保留性參考。

第一點，呂惠卿搗鬼。也許呂惠卿有這個心，我們再認為他有那個膽，可是他的能力有多少呢？從宏觀上看，連王安石在熙寧三年二月左右都沒有絕對支配宋朝官場的能力，他一個小小的新法研究室主任有什麼辦法左右皇帝的意志？

再退一萬步講，想想濮議中宋英宗、韓琦、歐陽修等頂級三人組，在皇宮內院裡灌醉曹太后得到議親詔書，隔不了兩天，就被外界的御史們查出真相的往事。如果呂惠卿敢做這樣的手腳，反對派還能不吵鬧得滿世界都知道？

所以可以肯定，沒呂惠卿什麼事。

第二點，神宗派兩個太監秘密外出打探訊息，這是千真萬確的。說來這是神宗的一大絕症，北宋帝國在最接近完美復興的時候，就是一個太監敗壞了千載難逢的時機！

讓宋帝國從前進一步海闊天空，後退一步萬丈懸崖的一線天階段突然掉了下來，而本來，宋朝已經把勝利抓在了手裡

這時派出的這兩個太監，第一有名有姓，第二神宗親口承認了。在不久之後，文彥博出面替反對派說話時，宋神宗說出，派了兩位內侍出京，回報說沒有擾民的事。才引出了文彥博那句貌似悲憤填膺大義凜然的反駁——“韓琦，三朝宰相而不信，卻信兩內侍！”

要是沒有前邊的分析，只看這句話本身，反對派是多麼的無可奈何，忠貞不渝啊！

第三點，關於李定進京一事一直都有爭議，主要在進京的時間上。有說他是在事發一年前，熙寧二年時進的，可青苗法出臺已經是熙寧二年的九月，考慮到古代法令的推行速度，在此後的三四個月時間裡，就能遍行江南了？

然後李定還要從江南到京城，在本年度以內參與吵架過程，這樣的速度一般來說需要京廣線、京鄭線這樣的現代快車裝置才能完成。

何況宋神宗只為一個稍微查一下案底就知道是王安石嫡系的人的話，就既定這種級別的國策，那他真是個瘋子！

所以李定頂多只是加重神宗重新啟動青苗法、100％支援新法的砝碼。至於真正讓他回心轉意的決定性因素，應該還是那個夢。

由王安石進京所提出的，和他密謀確定下來的大宋國運走向的秘密宗旨。如果否定了青苗法，中止新法的程序，那些就都談不上了，國家又會回來仁宗晚年、英宗當政時的頹廢糜爛局面，甚至連那時也不如。因為至少那時沒有現在這樣大臣分成兩派，彼此水火不容的狀態。

從這件事上可以看出年輕時代的宋神宗在堅定之中一直存在的猶豫不決，這不是說他的本性中夾雜著軟弱，細思量，其實是種心高志大的人通常都會得的病——追求完美。具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