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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又立刻塞回了他的口袋。他因為是倒票，票款必須記清楚，所以他把每一筆錢都記在一張紙上，誰的多少錢誰的多少錢。他斜眼看到搜我身的警察把這張紙拿著看了看，他看不懂中國人的名字，但看得懂阿拉伯數字，也看得懂美元的符號——他大概意識到這是一張賬單，便撕碎了隨手丟在紙簍裡，然後對他說可以走了。

河南朋友稀裡糊塗被放了出來，他摸了一下錢，感覺厚度還差不多，地鐵裡又不是數錢的地方，便乘車走了。路上他想錢肯定會少，俄國警察盡是下三濫。但估計他們也不敢多拿，抽一張了不得了。如果那樣他也認了——誰讓自已在這操蛋地方呢？可他回了家一數，我操！整整少了640美元！孫子們也忒黑了點，他怒不可遏，立馬打的趕了回去。

他一進門，仨孫子還在呢。他衝過去抓住那倆警察就用俄語喊：“你們是瑪菲亞！還我的美元！還我的美元！”

仨孫子壓根兒沒想到他敢找來，他們這樣坑害中國人多了，從沒見過有找後賬的，一時慌了，紛紛發誓說絕對沒有偷他的錢。這時有個俄國老太婆走過來說：

“他們都是好警察，你要是搗亂，他們會狠狠地打你。”

穿便衣那小子也揮著拳頭嚇唬他，說你如果還不走，馬上就讓你坐牢。

河南朋友見跟他們講不出理，立刻用地鐵裡的公用電話報了警。十幾分鍾後，來了一位少校。他簡單詢問了一下情況，就命令那兩個警察出示證件。看得出，少校相信肯定是這兩個下賤的傢伙幹了壞事。可兩個傢伙死活不承認，少校便問河南朋友有沒有證據？他到紙簍那兒一看，撕碎的帳單還在裡面，馬上取出來拼好，交給了少校，告訴少校他們共搶了640美元。少校立時就火了，大聲訓斥那兩個傢伙。那倆傢伙萬沒想到會在這張撕碎的紙上出問題，登時都傻了眼。少校罵了他們一頓，然後讓河南朋友和他們一起乘車去地鐵警察分局。到分局呆了不大一會兒，市警察局來了兩個人，讓河南朋友把事情又敘述了一遍，全部記錄在案。正在這時，有一個警察跑進來說有人來電話找中國人。他過去一接，鬧錯了，不是找他，是找另一箇中國人。打電話的是國內公派的一個翻譯，原來在河南朋友被搶錢之前一個小時不到，有一個姓陶的中國人被這三個傢伙用同樣的手段搶走了440美元。這位譯自稱認識警察局的人，可以私了。當然，是要收費用的。這位翻譯以為河南朋友是那位陶先生，掙私了費來了。翻譯說這種事多了，沒見哪個中國人把俄國警察告贏了，勸河南朋友私了得了。這朋友真是條漢子，斷然拒絕。回到辦公室就對警察們說，這三個傢伙今天還搶了一個姓陶的中國人的錢。少校一聽，立即讓他幫助找到這位陶先生。說今天已經很晚了，讓河南朋友明天再來。

第二天是俄羅斯警察節。河南朋友一進門，分局長就說：“在我的節日裡你不是來祝賀我快樂，而是來給我添麻煩。”

朋友一聽這話便知道對方態度不友好，立刻說：“你錯了，給你添麻煩的不是我，而是你的部下。”

那分局長問：“你的錢是從哪兒來的？”

河南朋友早做好了準備，從容掏出從匈牙利到俄國入關時的申報單，上面寫著14000美元。

“拿你錢的警察是用哪隻手拿的錢？”分局長又問。

這純屬找茬兒了，河南朋友反駁說：“哪隻手偷錢重要嗎？況且在那種情況下，我怎麼可能去分辨他是在用哪隻手偷我的錢？”

“那麼你從你住的地方乘計程車返回地鐵付了多少車錢？”

“付給計程車司機多少錢跟這個案子有關係嗎？我認為你的問話方式有問題。請注意一個基本事實，那就是我是受害者，而做案人卻是警察。強盜搶錢不是新聞，而警察搶錢就是新聞。我要把這件新聞告訴駐莫斯科的各國記者，讓他們來主持公道——如果你們有困難的話。”

他們看這個中國人不好惹，態度收斂了一些。問話結束時那位分局長向他表示歉意，並強調說這是他們的職責。

當天晚上，他在“吉慶”旅館找到了那位先他被搶的陶先生。

第二天一早，他帶著陶先生來到地鐵警察分局。值班警察錄了陶先生的證詞，讓他們回去等待。在走廊裡，他們看見那兩個警察已經被脫掉了警服，呆坐在長椅上等候審訊。

過了四天，也就是今天，河南朋友被通知前往檢查院。一位檢查官告訴他案子要結了，兩個警察要被判刑15年。而那個穿便衣的要判20年，他是個建築工人，是他把那兩個警察拉下水的。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