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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娃愛說愛笑,活潑爽朗,三分鐘不到已經跟你熟得沒樣了,汪虹從心裡覺得她真可愛。
大姑夫言語不多,但永遠面帶微笑。
汪虹就在這裡住下了。
第二天早晨,小麗麗要去上學,說順便帶汪虹去老城廣場玩兒。大姑給了汪虹200克郎,她們興高采烈地去了。
老城廣場是布拉格的一大人文景觀,與著名的查理橋、皇宮和維希赫拉德城堡齊名。1415年被教廷處以火刑的捷克著名宗教領袖楊·胡斯的巨大塑像便矗立於此。廣場北側是全世界惟一一座獻給聖母瑪麗亞的教堂,名字叫“我們的女士”。廣場周圍酒吧林立,酒旗翻飛。廣場上游人如織,賣各種紀念品和手工藝品的小販穿梭其間,十分熱鬧。這裡的小販頗有意思:他們並不擺攤兒設點兒,只是從脖子上吊一個大木盤在胸前,木盤裡擺著各色雜物。木盤底下有一根折起的木棍,累了便可把木棍取出,支在一隻腳的腳面上以減輕脖子的負重。原來這裡的商業法規有明白的規定,擺攤兒設點兒即為佔地營業,除了要申領有關執照外還須交費。而脖子上吊個托盤叫賣則不算佔地,不須領取執照當然也用不著交費。但有一條,減輕脖子重量的那根棍子只能支到你的腳背上,如果支到地上就算佔地,必須交費。
廣場上有一座叫不上名兒的大教堂,許多遊人聚在這座教堂的鐘樓下面,等待一小時一次的教堂鐘聲。鐘樓壁上有四個塑像,鐘聲一響便一齊動彈起來。有一個持鏡修士,是看你前生來世的;有一個背錢口袋的先生,是替你理財管賬的;有一個彈琴歌唱的行吟詩人,是主你七情六慾的;還有一個骷髏,是專司你壽命長短的。鐘樓上還有扇窗子,平時緊閉,只要鐘聲一響便自動開啟,一個個猙獰的鬼臉兒像走馬燈似的依次在窗前出現。稍頃,雄雞一唱,黎明將至,鐘聲停息,窗子緊閉,鬼怪遁於無形,塑像也歸於安靜。
小麗麗要去上學了,讓她別亂跑,又把回家的地鐵站名寫在一張紙上交給她,然後走了。望著小麗麗漸漸遠去的背影,汪虹突然感到一種身處異國的孤寂。那時的布拉格不比現在,街上根本看不到一個東方面孔。四周都是外國人,語言一點也聽不懂,真有一種莫名的恐懼。不敢走遠,怕迷路,只能到附近的商店裡轉轉。中午了,她用大姑給的零錢買了一個麵包夾紅腸,坐在廣場的長椅上默默地吃。
不知為什麼?她流淚了。
瓦哈洛娃是個不泯親情的人。
好多華人一到國外就忘了家鄉故舊,但她不。她瞭解國內的生活狀況,儘可能地幫助自己的窮親戚——雖然那時她也不富裕。汪虹對我說過,國內三年自然災害期間,她家裡幾乎每個月都能收到從布拉格寄來的奶油餅乾。雖然不是很多,但也能幫助汪虹一家擺脫飢餓和營養不良的困擾。
國內親戚只要願意出來,她都會積極去辦。在辦出汪虹之前,她已經辦出了她的妹妹也就是汪虹的小姑一家三口,辦出了她的侄子也就是汪虹的表哥夫妻二人,並且都透過各種關係把他們送到了奧地利。辦出汪虹以後,又辦出了她的侄女婿也就是汪虹的姐夫李昌盛。汪虹對我講過她們家這支遠征軍的戰況,讓你從心裡感到瓦哈洛娃及其夫君真是一對兒厚道人。
先說她那小姑一家三口。
小姑是個醫生,小姑夫卻是個工人。這段姻緣要歸功於文化大革命:小姑出身不好,又是大學畢業的知識分子,屬於改造物件。整怕了,既然文化越多越反動,她就嫁了個沒什麼文化的工人。工人階級領導一切,給工人階級做老婆,還不跟躺在紅色保險箱裡睡覺一樣安全?——小姑這樣認為。
可是這位工人階級和銀幕上的工人階級完全是兩個樣子——整個兒一好吃懶做長年泡病號的主兒。什麼苦都吃不了,丁點兒罪都不能受。幹啥啥不成,吃啥啥不剩。但是有一條好:思想活泛。剛剛打倒四人幫,他就動了出國的念頭,絕對是領風氣之先。一家三口——有一個兩歲的女兒——在布拉格姐姐家一住就是一年多!一日三餐都是姐姐伺侯著,連妹夫的香菸都得姐姐去買。說實在,那時瓦哈洛娃真不富裕——她發財是後來的事兒了。要不怎麼說吳和是個厚道人呢?別說外國了,就咱們中國,有親戚全家搬你那兒一住一年的嗎?
好容易疏通關係送到了奧地利,工作也給找上了,可那妹夫嫌工作不理想,太累。工作是不理想:刷碗。可你還能幹啥呀?那是奧地利,沒地兒派你去當工宣隊員,也沒人承認你和你那階級能領導一切,奧地利政府缺不缺領導人還不知道,就是缺,目前也輪不到你——你沒有選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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