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部分(第2/4 頁)

移到各式各樣的女人身上。

那時我們還很正人君子，遠遠不像後來那樣放浪形骸。

我記得那是個五一節，我們一群朋友在餐館裡聚會，黎海民帶來了幾個打扮得很妖嬈的女孩子。我們也並不是沒有和女孩子一起喝過酒，但那僅限於我們同樣出身的姐妹，在我們心中，她們並沒有太多異性的感覺——跟我們穿一樣的皮夾克，一樣的洗得發白的學生藍和國防綠，一樣用大碗喝啤酒。這些女孩子不一樣——她們抹著口紅，她們穿著高跟鞋，上邊穿著顯示出腰肢和胸部的時裝，下邊則是當時最時髦的喇叭褲。而且，每人都是一頭披肩發。在當年的中國，喇叭褲和披肩發甚至比西單民主牆還讓政府覺得離經叛道。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曾經向全世界廣播了中國共產黨北京市委員會的一個通告：不準穿喇叭褲和留披肩發的人進入市委和市政府大門。接著還向全世界廣播了一份什麼青年組織的倡議書，號召全體青年不穿喇叭褲不留披肩發，讓帝修反的和平演變陰謀徹底破產。現在的青年人看了我這段描述可能會以為我是在囈語，但我們確實從這樣的時代走來。可笑的事情遠不止這些，在最得開放空氣之先的廣州市，連文藝晚會歌手是站在麥克風前唱還是把麥克風拿在手中唱都成為嚴重的階級鬥爭。以至於當時的廣東省委書記任仲夷哭笑不得，說他不明白為什麼站在那兒唱就是無產階級，而把麥克風拿在手裡唱就成了資產階級？最後他裁定想怎麼唱就怎麼唱。

還是說這幾個女孩子吧。黎海民安排她們花插著坐，也就是我們每一個人身邊都坐著一個女孩子。氣氛當然很熱烈，這些女孩子和我們嬌滴滴地說話，會假裝生氣又隨即大笑，會斜著眼睛看你，一付煙視媚行的樣子，會撒嬌，會跺著腳喊“討厭討厭討厭！”而這些，我們的姐妹完全不會。

沒有人再談政治——我們太脆弱了。

當天下午，黎海民同其中一個女孩子做了愛。當他炫耀般把這事兒告訴我們時，我們都大吃一驚：這麼迅速？這麼簡單？這是犯法的呀！

從此，我們都叫他西門大官人。

他得意地接受了這個綽號。

自從父親平反覆職，黎海民便成了一個不折不扣的樂天派，到處都能聽到他那哈哈的笑聲。

我記得有這樣一件事：他的頂頭上司——廣播電臺臺長的公子不知為什麼成了刑事犯，他便來找我活動看是不是可以不判刑，勞教幾年算了。我老爸當時正分管公安，說話當然是有份量的。他也許早在臺長面前誇下海口，說和我家關係如何如何之類。臺長眉開眼笑，如釋重負，趕快把這千斤重擔放到了黎海民肩上。

他來跑過幾次，但那時的社會風氣和現在不能比，沒人會為這種事講話，結果臺長的公子被判了十年徒刑。有一天我偶然問起他這件事，他說：“判刑了，十年。他媽的臺長都不理我了。”然後哈哈大笑不止。

後來好一陣子聽不到他的笑聲了，便打聽，原來他已經借調到北京去了，在中國農民報當編輯。

我那時常到北京亂跑，因為坐火車不用花錢——我們的一位朋友當時在鐵路公安局工作，任務是反修特，實施方式是每週兩次乘車去北京，在北京登上開往莫斯科的國際列車，到了邊境口岸二連浩特再返回來。

就這麼點事兒。

我於是就跟著他往北京窮跑，坐軟臥吃大餐不用考慮錢的事兒。

聽說他調到北京了，我們幾個朋友就決定去北京找他玩兒，一起登上了反修列車。

到了先給他打電話，約他中午出來吃飯。一聽有飯局，還是老朋友專程來北京請他吃飯，樂得哈哈大笑。那時的飯菜真便宜，東風市場二樓餐廳，七八個人胡吃海塞一頓也就十幾不到二十塊錢。吃飽喝足沒地兒去了，黎海民說到我單位喝茶去。大家說好，就一起去。他們那報社就在王府井大街上，十幾分鍾就到了，我記得是一個破院子，和《新觀察》好像在一起。

臨進門兒，黎海民就囑咐我們說話小聲點兒，說是中午大家都在午睡。這我明白，全世界就咱中國人睡眠不足，一到中午就迷忽。黨和政府一看也幹不成別的，就決定順應民意，一律開睡。進去一看果然，大夥兒都在自個兒辦公桌上趴著睡呢，屋裡只有一張行軍床，上面躺了個大肚子胖老頭兒，正咧著嘴一兒聲高一聲兒低的打鼾。黎海民說那是我們社長兼總編。條件兒實在夠簡陋的，跟現在不能比。

黎海民給我們沏上茶，就開始閒扯。他囑咐我們說話小聲兒，自個兒卻忘了，說話比誰都聲兒高。有同事表示抗議了，說大中午的你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