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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總理中山先生說過；凡主張法律准許鴉片營業；或對販賣鴉片之惡勢力表示屈服；均為〃民意之公敵〃。這無異於說；國民黨政府實行〃寓禁於征〃是違背了先總理遺訓；是〃民意之公敵〃。國民黨政府為何冒天下之大不匙；實行〃寓禁於征〃呢？《申報》的一篇文章揭露了這個秘密。該報1931年7月2日刊有《禁菸政策之收入估計》一文；內稱：外人估計禁菸政策；五省可年收一萬萬。唯查緝機關；分設太多；公費至少須耗去半數。又據拒毒會調查；中國近來有煙癮者；至少在五百萬人；至山、陝、冀、察、綏、熱服代用品者；其數實超過於五百萬。每人年納稅二十元；即有二萬萬收入；足擔中國全部軍餉之半數。

實行〃寓禁於征〃；每年可收入2億元煙稅；國民黨軍隊軍餉的一半就有了著落。國民黨政府寧肯被千萬人唾罵；也不肯輕易放棄這筆鉅款。

至1931年7月9日；各地拒毒團體、民眾團體及國民黨各地方黨部；對鴉片變相公賣函電抗議者；已不下數百次。美國拒毒領袖拉蒙德女士也於7月8日致電中華民國拒毒會；對中國禁菸政策提出意見。其意見書中譯文載7月9日《申報》：聞中國政府；現正設立鴉片公賣機關；以管理及銷售鴉片；並從中抽稅；以裕國課；。。中國在帝制統治之下；尚能積極奮鬥；剷除罌粟之種植；而當今國民政府；反不能出其同樣力量；以保障人民之生命與幸福；則豈非專制政府之不如？

在對〃寓禁於征〃政策的一片反對聲中；福建省政府於7月上旬致電國民政府內政部；請求解釋設立禁菸查緝處意義何在。內政部官員覺得問題棘手；便推給了行政院。行政院答道：查緝處是要取消的；對鴉片還是要繼續禁種、禁運、禁售、禁吸的。國民政府所以忍痛割愛；答應將鴉片查緝處取消；據分析原因有三：一是輿論譴責國民黨政府名曰禁菸；實為開放煙禁；鴉片公賣；二是各省查緝機關招商承包；搞得〃穢聲四布〃、〃騰笑中外〃；三是鴉片公賣以後；各級查緝機關的官員和煙販獲利最大；國民黨中央政府所得利益；遠不如估計的那麼大。上海原估計月可收入百萬；實際不及半數。從1936年至1940年；國民黨政府實行了所謂〃六年禁絕計劃〃；似乎雷厲風行地搞了一陣；也槍斃了一批煙犯。由於國民黨軍政機關的腐敗；使〃禁政〃成為〃弊政〃；這是後文要詳細敘述的。

煙毒氾濫淪陷區。

在民國時期中國鴉片市場上；在帝國主義販毒者中；日本帝國主義是一個極其兇狠的競爭者。它製造和販賣紅丸；心計之毒；手段之辣；連英、法、美帝國主義也不得不折服。隨著侵華戰爭的爆發和日軍的推進；日本帝國主義在華販毒活動肆無忌憚；達於極點。據抗戰勝利後被關押的汪偽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委、組織部長、偽中央政治委員會指定委員；偽國民政府實業部長梅思平在獄中寫下的《處理禁菸之經過》的筆供；日本帝國主義在華販毒內幕是這樣的：販賣鴉片是日本特工工作的一種手段。1937年以前；日本在華駐軍、使領館及特務機關即指使日本等浪人制造毒品和販賣煙土；並責其深入各地；勾結中國的地痞、流氓甚至喪盡天良的官吏；探取種種情報；向軍部、使領館、特務機關彙報。1937年以後；日本侵略軍在華佔地日廣；利用煙毒刺探情報自是變本加厲；除了利用日本等浪人外；日軍尤其是憲兵還進而直接利用中國販毒痞棍；使其為日本蒐集情報。

不僅如此；日本政府高階官員還制訂有在華販賣鴉片的系統計劃。這就是在其所侵佔的年蒙；鼓勵大量種植鴉片。日本販賣鴉片所得收入先解東京；由大藏省支配；大藏省截留其中的一部分；用以解救日本自侵華戰爭以來面臨的日益嚴重的財政困難。

1938年；梁鴻志為首的偽政權南京維新政府成立後；在日本最高顧問原田中將的授意下；設立了所謂戒菸總局；其下設分局；准許開煙館。戒菸總局開辦了叫做宏濟善堂的鴉片公司；由日本人裡見甫和中國人盛文頤（盛宣懷之侄；人稱盛老三）負責。它設中央行於上海虹口；設地方行於上海、南京、蘇州、無錫、鎮江、蕪湖、杭州、松江等地。蘇、浙、皖三省鴉片貿易由其獨家經營。開始時；宏濟善堂販賣的鴉片由日本三井洋行自伊朗等國運來。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這個來源被切斷；改從中國東北、內蒙等地採購。宏濟善堂1940年約銷鴉片500萬兩；1941—1943年3年共銷1150萬兩。歷年販賣鴉片所得；宏濟善堂中央行留下極少部分；其餘直接解東京。日本政府每月從中撥政費20萬元；餘下的留作東條英機內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