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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微言大義；以史為鑑，“以古證今”，吸取歷朝歷代的統治經驗教訓。每日一小講，每旬一大講，又因為太子或者帝王的學習程度關係著國家的長治久安，經筵作為太子或者帝王接受儒家教育的主要方式，也就成了一項國之盛典。

每當帝王怠惰懶散不想學習，信奉“武死戰文死諫”，時刻監督帝王一言一行，一舉一動的大臣們就行使自己身為臣子的責任，直言上疏進諫，“帝王大節莫先於講學，講學莫要於經筵”。

而事實上，給皇帝經筵進講，百官跪坐值班如此辛苦，卻還是被他們特別重視，不因為皇帝的權威而有絲毫的寬貸縱容，強烈堅持經筵不可一日荒廢，實在是有它的特殊深意。

因為經筵日講的講學方式，讓儒臣們得以面對面的實際接近皇帝，耳濡目染的影響皇帝的日常生活和治國行為，涵養皇帝的思想品德。這是哪怕在上朝的時候也沒有的機會，甚至可以說是唯一可以接觸到皇帝的機會。

“正以人主面與賢士大夫相接，則君臣之間有聚會精神之美，有意諭色授之益，氣質不期變而自變，德性不期成而自成”。

每次舉行大經筵，六部尚書、左右都御史、內閣大學士和有爵位的朝臣勳戚等等，都要集體參加，給事中，御史等人也會在聽講的行列中出現。歷時大半天之久的進講，只有講官可以口說手比劃，其他全部人員都必須要凝神靜聽，即使是皇帝也不能例外。

如果皇帝失去了莊重嚴肅的儀態，擠眉弄眼挖鼻孔，或者彎腰塌背蹺二郎腿，講官就會停止講授，開始大聲的朗誦“為人君者，可不敬哉？”

如果是小皇帝調皮，或者是老皇帝實在累了，裝作聽不到，臣子們就會一起重複這句話，聲音極大，響徹雲霄，皇帝即使真的是個“聾子”也保證讓他能聽到。一直到皇帝“驀然”發現自己的不當舉止而加以改正，恢復正襟危坐的姿態為止。

這種繁文縟節一樣的君臣共同學習模式，其著眼點在於發揮經傳的精義，指出歷史的鑑戒，再歸結到現實，是為古為今用。所有稱職的講官都務必完成這一任務，如果有人斷章取義，敷衍搪塞；或者以讚譽之詞逢迎，恭維皇帝、太子，就會被判做失職。

胤礽看到這裡，心裡頭對於自己的出閣講學，也就是“小經筵”的形式和內容，都有了大致的輪廓。只是他對於這種臣子們跪著和皇帝講學的模式大皺眉頭。

大清國的經筵歷史，可以追溯到滿清太…祖皇帝皇太極時期。羨慕喜愛漢家文化的太…祖皇帝在崇德元年改國號為清的時候，就參照明朝經筵制度，設立了以“研經論史”為主要內容的御前講席。

而明朝的經筵制度，是沿襲自宋朝。可是，胤礽又從發現，宋朝初期，乃至漢唐時期，講官們是坐著和皇帝講經論學的。

不過，讓胤礽覺得有些不可思議卻又理所當然的是，古往今來，最為重視這一學習制度的帝王，居然當屬自家皇阿瑪。

正值壯年，精力充沛的他不光對經筵講學沒有任何的疲憊懈怠，也沒有任何流於形式，疏於表面的意思。每次經筵都是正襟危坐，認認真真，聚精會神的聽講。

可能好學是他的天性，五歲的時候就知道自己要讀書，八歲登基後，更是努力的做學問。十七八歲的時候酷愛學習，哪怕是因為勤學過勞咳出了血也沒有停止。

康熙十六年，他甚至把隔日進講改為日日進講，即使是出宮避暑的時期沒間斷過。平定三藩的時候，京師不安，機務繁重，翰林院上奏請求他改回隔日進講，被他嚴詞拒絕，生怕一日不苦學，學問就荒廢生疏。

深切瞭解學習漢家文化對於滿清安穩統治的重要性，明白要學好漢家文化就必須重視日講的康熙皇帝，不光自己數年如一日的堅持每日進講，還要求他的寶貝兒子胤礽也是如此。

他為了讓胤礽能夠徹底的吃透四書五經的要義，真正的做到經世致用，早早的學習治人、治家、治國的文韜武略，特意讓自己的老師們和講官們，把他每日講經的內容進行整理、編撰，製成專屬的“日講”典籍，也就是　《日講解義》，方便他和胤礽日夜攻讀。

《日講解義》裡面的講解，和一般碩學鴻儒對於四書五經的註釋當然是大有不同，它更務實、更詳盡，切實的結合當前的為政治民要義，對四書五經進行逐字逐句地解釋、分析。

用詞嚴謹、凝練，條理順暢，筆風恢宏大氣，帶有一種統治者獨有的大局觀視角，讓胤礽每每讀之，都有一種胸中豁然開朗的感覺。

康熙皇帝把自己這些年為君的實踐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