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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許該再多出一點力。”

他皺起了眉毛：“我不懂您的意思，伯爵大人。”

“你應該認識地下抵抗組織的負責人吧？請轉告他，夏爾特·德·諾多瓦希望能加入。”

他看著我，露出一幅恍然大悟的神情，卻搖搖頭：“對不起，伯爵大人，我不知道該怎麼說，但是您必須明白，地下抵抗運動不是單純的復仇，我們是為了法蘭西。”

“我知道。”看來他確實認為我很衝動，“您也應該明白我是一個三十歲的成人，早就脫離了浪漫主義的夢幻階段，我瞭解自己的行動代表著什麼。我不會要求你們給我一把槍，然後衝進黨衛隊分部！我只是希望自己能把悲傷和仇恨都宣洩在一個有用的地方，這是為了瑪瑞莎，也是為了我自己”

“伯爵大人，我們很感謝您的幫助，但是這是一個極為危險的事業！”

“我的妻子和孩子躺在這裡，您還要勸我遠離危險嗎？”

“”

他的臉上有一瞬間的窘迫，然後戴上禮帽，輕輕地點點頭：“既然如此，我會幫您轉達的，過幾天再給您訊息。不過，伯爵大人，希望您能考慮清楚，這對您而言是把生命放在鋼索上的運動，摔下去就粉身碎骨。”

我點點頭，沒有說話。

他嘆了一口氣，轉身離開了。

我望著墓碑上的花環，閉上了眼睛－－

親愛的，我會實踐自己的諾言，請給我一點時間。

在1940年年底，聖誕節之前熱鬧氣氛彌散在寒冷的空氣中，似乎社會上的次序在不知不覺地恢復。儘管物資短缺讓我們品嚐到了有史以來最難熬的一個冬天，但是無論如何生活也得繼續下去。

納粹國防軍沒能贏得對大不列顛的戰役，這讓他們初到法國時的不可一世稍稍收斂。但他們的脾氣開始變得暴躁，所有的親善舉動逐漸消失，平民百姓也對德國的灰色制服十分厭煩。敵對活動越來越多，德國人在許多服務場所受到怠慢，偶爾還有人向他們打冷槍。

他們的反應是加強了對佔領區的控制，我和所有人一樣被敵視的眼睛監視著，郵件常常有撕開的痕跡，隔三岔五地就會有查證件的秘密警察上門。

但是這一切都不會像從前一樣讓我感到生氣和不平，我把自己的精力放在了更重要的事情上。

我又重新接過了“夜鶯”的管理和經營，並且把它擴大了；我請回了大部分演員，並且還招聘了“新人”；我把從前只在沙龍中進行的演出改成了在大戲院的公演，還安排了三個流動的演出小組，他們常常在靠近維希一帶的小鎮上表演，而且很受歡迎，只不過每次回到巴黎以後成員都有點變化，比如少了一兩個人什麼的。

西蒙和拉豐當然知道我在幹什麼，但是他們說不出任何阻止我的話，我請求他們為我保密。

“至少我不想讓母親知道。”我對他們說，“這種事情瞭解的人越少越好，如果不是因為你們是‘夜鶯’的股東，我甚至希望連你們也瞞過去。不過我已經在那些演出小組的所有檔案上籤了自己的名字，你們很安全。”

“去他的檔案，你知道我不擔心這個！”西蒙憂慮地望著我，“夏爾特，你在冒險－－地下逃亡網路只要有一個人被捕，所有參與者都會暴露，你知道那意味著什麼嗎？”

坐牢、槍斃、進集中營？我當然非常清楚。

拉豐看著我臉上淡漠的神情有點生氣：“夏爾特，我們到時候也救不了你！”

我牽出一點點淡淡的笑意：“老朋友，你不要告訴我你沒有做過類似的事情。”

他剛開始蓄鬚的臉上呆了一下：“好吧，好吧，我承認我是替他們送過兩三次信，但這根本不算什麼，德國人不會知道的。我很小心！”

“我也一樣小心。”我拍拍他的肩，把臉轉向西蒙，“請相信我，我會保護自己的。如果我還做出什麼衝動的事，瑪瑞莎是不會原諒我的。”

於是，我做的事在只限於戴斯先生、西蒙、拉豐還有幾個抵抗組織的成員知道。我瞞住了母親和其他人，甚至連我的秘書皮埃爾也認為我不過是用“比以前多得多的工作”麻痺自己而已。

不過隨著時間的流逝，越來越多的逃亡者開始傳言：在抵抗組織裡有一個代號為“天鵝”的人，他負責藏匿一些從蓋世太保手裡逃出來的人，把他們送到佔領區和傀儡政府的交界處，從那裡逃出國境線；或者利用演出的機會把他們送到瑞士邊境。

1941年春，“天鵝”的觸角第一次伸到了暗殺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