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嘿，這一來，我們倒成了日後人們口中的閒話了。”

“這就叫做‘閒話中的閒話’呀！”

後記一　不是閒話

《江湖閒話》到頭來還是閒活幾句而已。

原本是香港的東方日報約稿，要我寫八千字短篇武俠小說。字數要恰恰好，不可多，不可少。這也無所謂，在香港，就連寫詩也不可多一字少一字，更何況小說。武俠短篇最是難寫。所以最刺激。我一向都主張每一部小說都是一個獨立的生命，所以要賦給每一部小說一個新的形式。於是，乾脆把我過去武俠小說裡一些我自己印象較深刻的人物拿出來，各寫一篇。這好比原本是去觀察一棵大樹，現在去分析枝葉。有些情節的支線，在原來小說裡不便發展，從輕發落，到此大可節外生枝，以枝為幹。小題大做。

這還不夠。打算用兩人對話的方式，來衍生出全篇小說。這兩個只有對話的人物，藉他們的對話烘托出一個有花有劍有熱血有淚光的江湖來。到未了，對話的二人也成了話題，閒話人也成了閒活，傳說的人成了傳說。

在寫作和發表的過程裡，也不例外的有了好些變化：譬如從每篇八千字改成六千字，發表的刊物從《時報週刊》轉到了《自由日報》，從《玲瓏閣》轉到了《亞洲電視》．諸如此類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雖經延擱，但我還是完成了此書，並利用了一些中國傳統的相聲、說書、戲劇性對白的效果，在改寫了一些故事和人物的同時，也創造了一些新意。

如果沒有至少一項全新的創意，我寧願不寫，或寫了不出書。

這當然不是閒話。

後記二　一江春水向東南西北流

《結局》是十八歲時候的作品，那時是在馬來西亞、霹靂州、美羅埠，成文之後，寄到臺灣顏元叔、胡耀恆主編的《中外文學》去，意外的給發表出來，真個欣喜若狂。《中外文學》是繼夏濟安、夏志清等刨《文學雜誌》、白先勇等創《現代文學雜誌》之後，當時臺灣現代文學的大本營，在那兒發表學術論文和創作，甚受注意和重視，編者與作者，絕大多數都是教授級、博士級、系主任級、院長級等“超級人物”，初出茅蘆、不知天高地厚的我。能在那兒發表作品，而且還是武俠小說，絕對是一個意外之喜（這之後，我又在《中外文學》發表了不少作品，“武俠詩”尤多。）

記得小說刊出來之後，文章中還有一個錯外：那就是把“四月初四”寫成“三伏天”，結果，一位頗負盛名的老教授即投書“中外”，勉勵之餘，還指出我的謬處，我便在出書時作出了改正（見七七年“四季版”之《鑿痕》一書）。坦白說，能“驚動”這等人物有教於我，我是不勝榮幸的。那時的我，中學尚未畢業，而《中外文學》之前之後，都沒再刊登過“武俠小說”。無獨有偶，陳慧樺主編的《現代文學》雜誌，也發表了我另一篇武俠散文；《迷神引》，更早些時候，馬來西亞最“老字號”的純文學刊物：《蕉風月刊》，也發表了我的“武俠極短篇”：《刀》．這都是約莫在七零到七二年間（十六到十八歲）的事。

“後來，我把四千字的《結局》在十年後重寫了一次，便是九萬字的《殺人者唐斬》。

《雪在燒》是八六年的作品，刊登在目前仍在出刑、是繼《中外文學》後臺灣純文學的具代表性的刊物，《聯合文學》中。那是武俠評論名家、“聯經版”《近代中國武俠小說名著大系》的主編葉洪生先生代約的稿，其中有一段趣事是：發表之後曾志偉喜歡這篇名，把它“借用”了，拍成一部以臺灣鄉村為背景的電影（內容與我無關，與我作品也無關）．由譚家明執導。為些事。朱延平還特別找我喝茶、請我吃飯，讓我多交了幾個好朋友。

“去年九月，臺灣《聯合報》繽紛版主編馮曼倫約稿，我因適逢是最忙的一段時間，至今年三月才能執筆，既然遲交了，就決意寫一篇比較“像話”的作品給她，於是為“雪在燒”續寫“戰僧與何平”。

“常在文中提到或強調寫作年份和歲數，當然不等於向讀者宣佈自己如何“天才橫溢”或“驚才羨豔”，因為就算十五歲便寫出絕才鉅著，三十歲反而成了“小時了了”，也大有人在。雖然多年來都為把武俠和文學的結合而盡力及努力，但如果一心以為自己的作品就是文學加歷史，只怕萬一進不了文學史，卻只吃了文學屎。年齡跟作品好壞沒有什麼大不了的關係；但依據年齡和寫作年份、背景與環境，對常看和長期看我小說的讀者而言，比較可以瞭解其間的脈絡相承，進而對文字所流露的心態和意念，也更加可以進一步掌握和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