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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營而無兵,甚至看城門僱傭地痞無賴,每天要支付100文錢。在榆林,綠營之中,士兵穿得像個乞丐,為了換酒喝,竟然將軍械賣了。綠營一標有3000餘兵,卻只剩下十分之一,其他都做生意去了。
除了制度缺失外,軍人的戰鬥力還要看其基本素質的好與壞。八旗兵是世襲,這些兵早已成為紈絝子弟了。綠營兵雖是召募,但也不行,因為它是國家召募,凡當兵者,一切由國家供給,也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吃皇糧”。而清朝社會的兵源卻很成問題。首先,是讀書人不當兵。其次,老實巴交的農民不當兵,只要生活過得去,以種地為生的農民通常是不願意當兵的。最後,工商手工業者也不當兵,這部分人都有自己的手藝,靠手藝吃飯,或者經商走南闖北,見過一些世面,腦袋活,也不願意當兵。因此當時的主要兵源是遊手好閒者、各行各業的破產者和已經退伍的人。他們把當兵作為謀生的手段。這部分人在管理松馳時,身上的惡習很容易發作起來,成為社會上的毒瘤。
華勇營之所以能成功,很主要的原因就是英國人的高軍餉及帶兵中的“廉潔”,在當時普遍實行低餉、並且“喝兵血”貪汙成風的中國,大大提高了軍人的社會地位,使得這些士兵有了榮譽感,所謂“好男”亦可當兵。也令中國有識者看到,新式軍隊首在制度之新,厚餉可起“養廉”作用,“餉薄則眾各懷私,叢生弊竇;餉厚則人無紛念,悉力從公”後袁世凱編練新軍,亦效仿洋軍,不僅高薪,而且設法杜絕軍官剋扣,發餉一律繞開了各部隊的主官,由糧餉局會同各營糧餉委員,出操時公開點名發放,後世皆以為這是袁的北洋軍擁有強大戰鬥力的關鍵因素之一。
“羅伯斯~~~”徐天寶鄭重其事地說道:“你不光要把他們訓練成合格計程車兵,還要把他們訓練成合格的軍官。你現在訓練計程車兵,將來也會成為教官,去訓練更多的、和他們一樣的新兵。我希望你能傾囊相授,沒有保留。至於薪水,你不用擔心~~我會給你足夠多的錢!”
“長官,士兵追求的是勝利和榮譽。”羅伯斯敬了一個軍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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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鐵血會離開之後,元寶山乃至赤峰一帶出現了難得的平靜。從東北逃難來的難民逐漸在當地開始定居,他們除了受僱於徐天寶的工廠之外,許多人租種了徐老爺的田地,或是到縣城裡尋個差事。因為人多,大部分僱主都只要提供食宿就能僱傭到身強力壯的大男勞力。
由此,所謂賑濟、安撫災民的事也就沒人再提了,一切的一切又回到了原來的軌道。賑濟災民的大米、小麥也不再往廠裡運了,徐天寶花大價錢買來的法國石磨麵粉機和幾個趕製出來的土石磨也成了擺設。而祥記米鋪也掛出了米麵的新牌子,每斤漲了貳分。糧食是大眾消費品,它一漲價,立刻牽一髮而動全身,即便徐天寶也無法置身事外。只是,此刻的徐天寶還有意識到而已。
由於提煉玄武岩煉製鑄石的工藝繁瑣,而且引用範圍比較小,所以徐天寶放棄了一開始打算做鑄石的打算。他把水泥立窯的圖紙交給了海因裡希,讓他分包給至少十家歐洲工廠去加工零件。因為零件圖紙和序號被打亂了,這套有近千個零件的裝置圖紙至少幾百萬種排列組合,即便是圖紙全部彙集到一個人的手裡,短時間內也無法弄明白這些零件的用途,更無法逆向複製出整套裝置的圖樣。
因此,徐天寶就打算在現有的產品上發掘潛力,他的注意力正放在另一種大眾消費品上——香菸。
明朝末年,入朝鮮作戰的東蒙軍隊將吸旱菸的嗜好帶返本籍。這是菸草傳入內蒙古的最早記載。清太宗崇德元年(1636)朝鮮王李宗舉兵抗清,同年十一月,清軍決定攻打朝鮮,十二月,蒙古的科爾沁部與土默特部騎兵受命赴朝作戰,翌年二月始返。他們在朝鮮沾染了吸菸的嗜好。是年,朝鮮牛瘟流行,其王李宗在役牛缺乏、百姓飢餓的逼迫下,想到了蒙古軍隊嗜煙,遂派成鈛帶菸草赴東蒙交換役牛以歸。
而後,旱菸和鼻菸的吸食更從東北及內蒙古南部的漢地傳入內蒙古。道光年以後,先是法國的天主教遣使會神父,後是比利時的聖母聖心會神父在內蒙古傳教。這些人多抽菸。由於他們攫取了當地人的土地,所以自己種煙,更將吸菸鬥、煙鍋的習慣傳給了教民及附近的男性居民。煙具是身份和藝術癖好的象徵。作為裝飾,一般有錢人的煙桿嘴子,往往用白玉石、綠翡翠等名貴物品製成。煙桿的花樣更多,如虎皮花紋的虎皮杆,還有用朽木及萬年蒿等名貴木料的。菸袋鍋則有花紋銀製、包金等,名貴者有與一匹駿馬等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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