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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不是我真正的名字。田村倒是真的。”

“可那是你自己選的吧？”

我點頭。名字是我選的。很早以前我就決定為新生的自己選用這個名字。

“不如說這點很重要。”

二十歲時佐伯的戀人死了。正是《海邊的卡夫卡》最走紅的時候。他就讀的大學因罷課處於封鎖狀態，他鑽過路障給住在裡面的一個朋友送東西，是夜間快十點的時候。佔據建築物的學生們把他錯看成對立派的頭目（長得像），抓起來綁在椅子上，以間諜嫌疑進行“審訊”。他想向對方解釋他不是那個人，但每次都遭到一頓鐵管、四稜棍的痛打。倒地就被皮靴底踢起。天亮前他死了。頭蓋骨凹陷，肋骨折斷，肺葉破裂，屍體像死狗一樣被扔在路旁。兩天後學校請求機動隊衝進校園，只消幾小時便徹底解除封鎖，以殺人嫌疑逮捕了幾個學生。學生們承認所犯罪行，被送上法庭。由於本來沒有殺人意圖，兩人以傷害致死罪被判短期徒刑。對任何人沒有意義的死。

她再不唱歌，把自己鎖在房間裡，不和任何人說話，電話也不接。他的葬禮她也沒露面。她向自己就讀的音樂大學提交了退學報告。如此幾個月過後，當人們覺察時，她的身影已從街上消失。沒有一個人知道佐伯去了哪裡和做什麼，甚至父母都未必知曉其準確去向，她像煙一樣消失在了虛空裡。即使最要好的朋友即大島的母親也對佐伯的下落一無所知。也有人說她在富士林海里自殺未遂，現在住進精神病院。又有人說熟人的熟人在東京街上同她不期而遇。據那人說，她在東京從事寫什麼東西的工作。還有人說她結婚有了孩子。但哪一種都是無法證實的傳言。如此二十多年過去了。

有一點是清楚的：那期間無論佐伯在哪裡做什麼，經濟上都應該沒有問題。她銀行賬戶裡有《海邊的卡夫卡》的版稅打入，去掉所得稅還剩有為數不小的款額。歌曲在電臺播放或收入老歌CD，儘管款額不大，但仍有版稅進來，足可以用來在遠方什麼地方悄然獨立謀生。況且她父母家境寬裕，她又是獨生女。

不料二十五年後佐伯突然返回了高松。回鄉的直接原因是料理她母親的葬禮（五年前他父親的葬禮上她沒有出現）。她主持了小規模葬禮。喪事告一段落之後，她賣掉了自己賴以生長的大房子，在高松市內的幽靜地段買了一套公寓，在那裡安頓下來，看情形已不再打算搬去別處。過了一些時日，她同甲村家之間有事談起（甲村家現在的當家人是比去世的長子小三歲的次子，佐伯同他單獨談的。談的內容無由得知），其結果，佐伯擔任了甲村圖書館的負責人。

今天她也容貌美麗、身材苗條，樣子基本和《海邊的卡夫卡》唱片封套上的一模一樣，依然文雅秀氣，楚楚動人。只是那絕對通透的微笑沒有了。現在她也時而微笑，嫵媚固然嫵媚，但那是侷限於一定時間和範圍的微笑，外圍有肉眼看不見的高牆。那微笑不會將任何人帶到任何地方。她每天早上從市內駕駛灰色的“大眾·高爾夫”來圖書館，再開它回家。

雖然返回了故鄉，但是她幾乎不同往日的朋友和親戚交往，偶然見面時也只是彬彬有禮地聊幾句世間套話。話題也很有限，每當涉及往事（尤其是有她在裡邊的往事），她就迅速而又自然地將話題岔開。她出口的話語總是那麼溫文爾雅，但其中缺少應有的好奇心和驚歎的餘韻。她鮮活的心靈——假如有的話——總是深深藏匿在哪裡。除去需要做出現實性判斷的場合，她極少表露個人意見。她自己不多談，主要讓對方開口，自己和藹可親地附和。同她交談的人很多時候都會在某一點上倏然懷有朦朧的不安，懷疑自己無謂地消耗她寧靜的時光、將一雙泥腳踏入她井然有序的小天地，而這種感覺大多是正確的。

返回家鄉之後，她對於別人依舊是謎一樣的存在。她以無比洗煉得體的風度繼續穿著神秘的罩衣。那裡有一種難以接近的東西。就連名義算是僱主的甲村家人也讓她幾分，從不多嘴多舌。

不久，大島作為她的助手在圖書館工作。那時候大島一沒上學二沒工作，一個人悶在家裡大量看書聽音樂。除了網友，朋友也幾乎沒有。加上血友病的關係，他或去專門醫院，或駕駛馬自達賽車兜風，或定期去廣島的大學附屬醫院。除去待在高知山間小屋的時間，從未離開這座城市。但他對生活沒有什麼不滿。一天因偶然的機會，大島母親把他介紹給佐伯，佐伯一眼就看中了他，而大島也滿意佐伯，對圖書館工作亦有興趣。佐伯日常性接觸和說話的物件，似乎唯有大島一人。

“聽你這麼一說，佐伯回來好像是為了管理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