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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不都是客套話，張之洞對“新政”雖然一直密切關注，但並沒有真正涉獵，他直到現在，還是不曉得，關貝子為什要挑自己“發財”。

關卓凡微微搖頭，說道：“香濤，萬不可妄自菲薄。我看人從不走眼，張香濤外務虛而內務實，這份差使，你儘管放手去做，一定做得好！”

張之洞飄飄欲仙，“外務虛而內務實”，明天，這七字考語流傳出去，張香濤就要聞名天下了！

關卓凡用張之洞，算是“一石多鳥”。

*RS

第一一四章　反面教材

第一，張之洞確實是個人才，只是此時的他，其能尚不為天下人所知——莫說天下人了，就是張之洞自己，也還不真正曉得自己的潛力。但關卓凡作為穿越者，對此卻清清楚楚。

第二，原時空，張之洞大約十年之後，成為“清流”領袖之一。關卓凡現將張之洞從尚未成氣候的“清流”中摘出來，等於在“清流”還在襁褓之中的時候，斷其一肢。哼哼，如此，這個“清流”，還長得大嗎？

第三，分化言路，分化守舊派，建立“最廣泛的統一戰線”。

關卓凡認為，言路上反對新政的人，有不少並不是真正的守舊派，最多算是守舊派的“代言人”。既然只是“代言人”，如果好處足夠大，又為什麼不能為新政“代言”呢？

反對派之所以成為反對派，有的是因為固有利益受到侵害，但有的僅僅是因為被排除在新生利益之外，如果發現自己也可以從“新政”中獲利，他們又為什麼要反對“新政”呢？

前一段對待言路的政策，關卓凡以“大棒”為主，以為立威。威既已立，就該拋根胡蘿蔔了。

這根胡蘿蔔一丟擲來，其味道之鮮美，已令許多人心旌動搖；不久，關卓凡將發現，這根胡蘿蔔的功效，將超出自己最樂觀的估計。

第四，就如關卓凡和左宗棠說的，他未必控制得了沈葆楨，但張之洞一張白紙好畫畫，還不是他關貝子說什麼就是什麼？

這一點很重要，只有這樣，關卓凡才能夠按照自己的想法，經營福州船政局和福州船政學堂。

原時空左、沈辦的船務，實話實說，關卓凡是不滿意的。

起點太低，太倉促，太粗糙。

福州船政局的正、副監督是兩個法國人，一個叫日意格，一個叫德克碑，總攬一切事務。左宗棠和日、意二人簽了合同，由二人代為招聘一切洋技師、洋教師，議定五年之內，監督造船十六艘，並負責培訓中國工人和學生。合同期滿後，洋籍工匠撤退，船務由中國技師和學堂畢業學生接管。

沈葆楨接任船政大臣之後，蕭規曹隨，馬尾船務基本上是按照左宗棠當初的規劃開展的。

這個規劃，出發點不能說有錯，先當學生，學成當家，問題是，怎麼可能五年功夫就出師？！

那個時代的中國人，不肯放低姿態，老實當學生，紮實學東西，心浮氣躁，總是今天當學生，明天就和老師別苗頭，這種膚淺的自尊、自大，誤事無數！

原時空，左宗棠1866年創辦福州船政局，沈葆楨1867年接手，1874年辭退全部洋匠——嫌人家“挾技居奇，唯利是圖”。

之後，基本上就一直是中國人自己半閉著眼睛瞎折騰了。

還有，日意格、德克碑二人，都是左宗棠的“常捷軍”的洋將，職業軍人出身，並非工業和教育的專才；他們在法國的“層級”不高，社會資源不多，經其手請來的技師、教師，水平其實很有限。老師不高明，教出來的學生又能強到那裡去？

這就是關卓凡說的“起點太低”。

問題是，左宗棠除了日意格、德克碑兩位，也不認識別的什麼洋人了。

十九世紀後半葉，世界造船技術狂飆突進，在這個大背景下，馬尾船廠的技術進步卻極其緩慢，而沈葆楨籌款能力不足，投入不繼，船政內部管理更是混亂，船廠生產日見萎縮。

中法開戰，南洋水師全軍覆沒，馬尾船廠被法國人炸得稀爛。戰後，朝廷便在事實上放棄了福州船政，而將資源向北洋集中。

船廠如此，船政學堂呢？

比船廠還糟糕。

不細表課程設定之粗疏簡陋了，就說一條：作為海軍學校，居然沒有體育課！

在這兒，獅子不能不多說幾句，因為以下部分，對關卓凡今後的軍隊建設、特別是海軍建設，有重大的參考作用——當然，是反面教材。

英國海軍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