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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步地侵蝕、擠佔，逐漸沒落，乃至消亡。

這是一個溫水煮青蛙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被逐漸分化開來計程車紳階級，在保有足夠反抗力量的時候，始終無法明確意識到危險的逼近；等到終於看清楚局面了，殘餘力量已經衰弱，就算有心反戈一擊，也無力迴天了。

關卓凡的算盤中，這股“新興的強大力量”，就是“國有企業”。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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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題。明天兩更，一更上午十一點，二更可能會稍晚一點，大約晚上八點鐘左右。

*（未完待續。。）

第一零四章　大清特色MBO

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必也正名乎！

關卓凡改“官辦”為“國有”，不為好玩，無關趣味，實實在在是有“正名”的必要。

這個時代，近現代“國家”的概念，還非常淡薄，更加沒有“公務員”的概念。“官辦”之“官”，既是“官府”，也是“官員”，二者的界限是非常模糊的。非但如此，單拿“官府”二字來說，也是有問題的——到底是哪一級、哪一處的“官府”？

這種曖昧含混，在相當程度上，導致了“官辦”企業“內部人控制”、公私不分、最終化公為私；同時，也是“官督商辦”企業官商勾結、利益輸送的重要原因之一。

還有，辦企業有辦企業的套路，這個套路，不因所有權不同而異。“官辦”的企業，總是要把“官派”擺了出來，忘記了自己是做生意的，只記得某品某級、庭參揖讓，這個企業，還怎麼辦得好？

“國有企業”四字，開宗明義：

首先，確定了所有權。國家既出了銀子，企業即為國家所有，今後一切貪瀆情事，即可以“侵佔國有資產”入罪。

其次，這是“企業”，不是部院司道府縣，主其事者，做起事情來，要走做生意的套路，不能走做官的套路。

再次，“國有企業”四字，對培養這個時代的人們的近現代“國家”觀念，也會有一定的助益。

當然，關卓凡絕不會天真到認為。同樣一間企業。僅僅換個名字。就能脫胎換骨了。他很清楚，如果不施以更強有力的手段，事情不會發生任何實質性的變化。

原時空，洋務運動及其後興辦起來的那些“新式企業”，其經營管理，若用近現代企業制度標準去套，幾乎無一例外地慘不忍睹。

第一，效率畸低。十兩銀子只能辦一兩銀子的事情——就這一兩銀子辦出來的事情，也往往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一遇風吹雨打，不免煙消雲散，最終的結果，是一兩銀子也沒有了。

第二，財務混亂，任意開銷，“三公消費”尤其畸高。幾乎沒有任何成本概念。

第三，冗員充斥。冗員的來源。不僅有主管官員的私人，還有許多中央、地方大佬的人情，一封“八行”、一張條子、甚至一個口信，就能塞一個人進來。即便主管官員和請託者並沒有什麼太深厚的交情，為不得最罪人，原則上也不會拒絕類似的要求，反正發薪水又不是掏我自己的腰包！

其中有相當數量的冗員，根本不點卯上班，甚至人都不在本省，完完全全是在“吃空餉”。

第四，損公肥私，明釦暗釦，買空賣空，各種“戴帽子”——這就更加不必說了。

洋務運動伊始，直至清朝滅亡，符合“國際標準”的、真正意義上的近現代企業制度，始終未在中國建立起來。

留意，這種情形，和主官官員本人清廉與否並沒有什麼直接關係。

譬如，左宗棠、張之洞，本人都以清廉著稱，但他們經辦的企業，上述毛病一個不少——也包括他們本人。別的不說，單說公款消費——他們確實沒有把銀子揣進自己的腰包，但在“三公消費”上面，花起錢來，卻是毫不手軟，決不後人。又比如，拿公家的錢，“照顧”老朋友的子女家屬，也是異常大方的。

下邊兒的人，公家的各種大小便宜佔著，左季高、張香濤高高在上，大都會當做沒看見；即便貪瀆不法，如果此人是自己的嫡系，也會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出了事，一樣是要“力保”的。

左宗棠離開閩浙之時，原本是想請沈葆楨接管他創辦的福州船政局，但關卓凡反對，原因就在這裡：沈葆楨之為人、為官，以及辦洋務的套路，和左宗棠、張之洞其實如出一轍——清廉，可上述各種毛病，一個不少。

咦，好像哪裡不對啊？按關卓凡的意思，接任福州船政大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