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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我們花了整個週末在Palo　Alto調查，但一無所獲。隨後我們沮喪地回到學校，新的一週課程開始了，教授又給了我們新的線索。警方又收到了女孩的紙條，這一次寫得更多，但仍然沒有指向任何明確的地點，也許女孩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哪裡，於是我們又繼續調查。學期很短，當第一個學期結束的時候，我們都對這個案子感到絕望了，因為除了最初的三張紙條之外，我們再也沒有收到隻字片語，調查陷入了一種毫無頭緒的狀態，直到新學期開始的時候，我們的教授給了我們一個新的線索，而這個線索據他說，是他自己調查得來的，不是從警方那裡得到的。”

“？”

“透過分析他的線索，我們得出的結論是，帶走那女孩的兩個男人之一，很有可能就在我們學校。”

“……”

“於是我們完完全全地鑽研到這件事當中去，就在我們將要有一些頭緒的時候，我們小組的其中一個成員遭到了襲擊，他晚上從圖書館回宿舍的時候，有人從後面把他敲暈了，並且拿走了他放在揹包裡的一些調查筆記。於是我們更加相信，自己的調查沒有錯，這條路走對了。但我們也更加謹慎，儘量不單獨行動，我們甚至於再也不去上其他的課，把所有的時間都花在了這個案子的研究上——我們不再是學生，從某種角度上說，我們的心理暗示自己是執法者，是正義的象徵，我們必須去營救那個女孩——也只有我們能夠做到。”

“聽上去像是……瘋了。”

“沒錯，”

周衍苦笑，“的確是瘋了。”

“……”

“然後有一天，我們的調查終於有了實質性的突破，我們發現所有的證據都指向了某一個人，他是學校的圖書管理員，身材高大，看上去挺老實，不善言辭，很少與人接觸，但是喜歡在年輕女孩身後轉悠，他有一個兄弟，無論外形、性格都跟他差不多，並且，十分巧合的是，他也有一輛綠色的吉普車——於是我們內心狂喜，心想，天吶，就是他！

“我們開始跟蹤他們，記錄下他們每天所有的事，對他和他的兄弟進行分析，我們每天晚上都會在學校某個安靜的教室裡彙報各自一天的‘工作’，把各種情報匯總起來，用數學家、邏輯學家、心理學家或者其他各種‘學家’的頭腦把事情組合起來——最後，我們得出了結論，那女孩一定被帶回了學校，他們把她藏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