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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重建所引起的意識形態危機，而意識形態的壓力又反過來抑制著市場體制的發展。

“資本僱傭勞動”其實並不是資本與勞動之間一般的經濟關係。在許多場合存在著有效率的“勞動僱傭資本”的經濟制度例如美國聯合航空公司，只要“勞動”不再是古典政治經濟學意義上的勞動，而是人力資本智力密集型的勞動。只是在大規模工業化階段，也就是中國目前所處的發展階段，分工與專業化不得不採取勞動的高度異化的方式……大機器生產將人當做生產流程的零部件。隨著資本財富的積累和由此而來的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市場將被逐漸稀缺的勞動誘致去開發“資本密集型”的生產技術，從而將勞動本身解放出來。如馬克思說過的，市場蘊涵著巨大的解放力量。哈貝馬斯也正是由於看到了這一解放力量，才轉而去修正馬克思的“國家學說”。勞動的解放，與“利潤權利”的合法性一樣，是一個歷史過程。中國新左派方面的知識份子似乎不打算承認這個歷史過程，於是才有了以“第二次思想解放”、“新進化論”、“後福特主義生產方式”等等為代表的試圖一步跨越經濟發展的“萬里長城”的社會方案。

就目前中國社會而言，轉型期政府最重要的合法性基礎仍然在於發展經濟，並使多數社會成員分享經濟發展的好處。這一點在80年代後期到90年代初期中華的歷史事變中很清楚地表現出來。但是僅僅滿足於經濟發展和比較公平地透過收入再分配手段分享發展的成果，並不能保證轉型期政府確立其合法性。因為經濟的長期穩定發展要求有一個穩定的“社會中間層”，或者乾脆叫做“中產階級”。這一階層在經濟上正是“人力資本”的載體，他們最直接地分享到經濟發展的好處，從而成為經濟發展的主要支持者和推動者。在政治上，這一階層足以調和最上層的權勢集團和最下層的邊緣集團之間的意識形態衝突，從而能夠提出和維護各方都可能接受的“社會正義”並且建立理性對話渠道，而不是使社會分裂為“誰之正義？何種理性？”的戰爭狀態。

最近國內幾位社會學家的研究告訴我們，舊體制中的權勢集團透過新體制下的權力尋租活動，正在形成一個龐大的“資本權勢”關係，或者用研究者的術語，叫做“總體資本”。由於這一資本權勢關係的形成，根據這些研究者的觀察，原本剛剛開始生長的“社會中間階層”，正在被瓦解為依附於資本權勢關係的附庸集團，或者淪落為社會邊緣集團之一。這一現象正表明了缺乏適當的道德基礎的市場經濟是何等脆弱，何等容易蛻變為腐朽的官僚壟斷支配的經濟活動。今年年初，由燕京金融界一家刊物主持的持自由主義立場的資深經濟學家與社會學家的聯合研討會，著重討論了這一現象及其可能的嚴重後果。在中國，“節制資本”應當被賦予當代政治經濟學的新涵義，並且應當成為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一個支撐點。

由於自由主義經濟學在中國改革理念中的核心地位，由於新左翼知識份子對中國的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批評，由於中國經濟發展面臨著的政治經濟學問題已經不可避免地引出了中國自由主義的困境與出路問題，我在下一節簡要討論這一問題以為這篇文章的結語。

感謝九十年代後期國內自由主義知識份子與“新左翼”知識份子之間的對話，使我們認識到自由主義在中國正處於雙重的困境之中。一方面，中國是一個正從傳統社會主義公有制向著市場社會轉型的社會，在這樣一個社會的“憲法精神”裡面，還缺乏對利潤權利的尊重，並且由於利潤權利的不受保護，整個經濟的創新能力受到摧殘，這也就相應地鼓勵了權力尋租的能力和**行為。因此中國自由主義者才提倡和堅持了蘇格蘭啟蒙傳統的“古典自由主義”立場，這一立場視“產權”……由洛克定義的廣義產權，即生命權利、基本自由權利、財產權利……為個人自由的最根本保障，視個人自由為最高的價值，視自由市場為文明演進的最可寶貴的制度遺產。另一方面，中華的“市場社會”是缺乏自我批判精神的市場社會，這裡極容易發生資本與權勢的勾結，從而腐蝕市場經濟的道德基礎。因此，中國自由主義者必須堅持對主流意識形態和權勢關係的疏離和批判的態度，堅持福柯所闡釋的“啟蒙”……對權力的包永恆的批判態度。這樣，自由主義在中國就一方面要對舊體制對人的奴役進行抗爭，一方面又要對新體制對勞動的異化加以批判。由於這一雙重的任務，西方古典自由主義與西方當代自由主義之間的分歧與衝突在“中華自由主義”這裡變得格外複雜，而根據西方自由主義的歷史對中國的自由主義加以分類便顯得沒有意義。也由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