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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行**的妙言，一語道破了文化zhuanzhi主義的實質。

希特勒出於對知識的這種看法，自然要依仗手槍來消滅各種傳播知識的手段。首先是焚書。一九三三年五月十日，德國法西斯在柏林洪堡大學對面的廣場上焚燬了近兩萬冊圖書。與此同時，這場“焚收運動”還遍及三十多所大學所在的城市。納粹宣傳部長戈培爾親臨現場指揮，得意地說：“在這火光下，不僅一箇舊時代結束了，這火光還照亮了新時代”。如果我們看一下他們燒燬的是哪些圖書，就可以知道他們想結束的是什麼“時代”了。被焚燬的不僅有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經典文獻，以及盧森堡、李卜克內西、倍倍爾、梅林的著作，還有海涅、托馬斯·曼、愛因斯坦等著名作家和科學家的論著，以及高爾基、傑克·倫敦、左拉等各國作家的名著。把這些人為類文化的寶貴財富都付之一炬，德國法西斯要重新“照亮”的只能是中世紀那種最黑暗最野蠻的宗教裁判所的時代。

在法西斯德國，不僅焚燬了書籍，禁錮了人們的思想，而且對電影、繪畫等等也肆無忌憚地進行破壞。希特勒咒罵現代藝術都是“無聊的”，揚言要清除這些“頹廢”藝術，凡是他認為不順眼的畫，都要用長統皮靴踢上幾腳，“叫它們永世不得翻身”。

除了禁錮，希特勒還用刺刀和牢獄對文化陣地實行嚴密控制。納粹當局成立了由戈培爾、羅森堡、希姆萊直接領導的“帝國文化局”，控制美術、音樂、戲劇、文學、新聞、廣播、電影等七個協會。這種控制達到什麼程度，舉一個例子便可見一斑。每天的報紙該發什麼新聞，該寫什麼社論，甚至新聞標題該如何擬定，均需由戈培爾及其助手向報界宣佈。全國報刊的宣傳口徑完全一致，不許越雷池了步。當時有一位週刊的編輯曾不滿地說：“宣傳部的官僚主義和高壓手段使報刊變得那麼幹巴巴”。一句話招來大禍：刊物被勒令停刊三個月，那位編輯被戈培爾撤職，關進了集中營。

教育事業也是希特勒要用手槍對之實行**的物件。他專門物色一個自己在二十年代的密友、曾任衝鋒隊大隊長的盧斯特來當科學、教育與文化部長。這位部長誇口要在一夜之間“使學校不再成為一個玩弄學術的機構”。這樣的學校自然無需學者、教育家，於是一位獸醫出身的衝鋒隊員成了柏林大學的校長。這樣的學校絕不能沿用舊的教科書，希特勒的《我的奮鬥》成了教育事業“絕對正確的指南星”，成了學生必讀的“聖經”。運用手槍實行**的結果是大學生人數減少了一半以上，學校被糟蹋得不像樣子。

知識分子是傳播知識最重要的媒介在希特勒的手槍底下，自然更是劫數難逃。希特勒公開辱罵“知識分子一點用處也沒有”，是“民族的廢物”。在法西斯德國，許許多多知識分子不能從事自己的專業工作。在希特勒統治的頭五年裡，被解僱的教授和科學家二知八百人，約佔全部人數的四分之一。有的被送進軍火工廠做十小時一班的工；有的被迫走上流亡的道路；有的被抄家、逮捕，甚至慘遭殺害。連享著世界聲譽的大物理學家愛因斯坦也不能倖免厄運。

還在希特勒上臺之前，納粹就指使一些學術界的敗類攻擊“發明相對論的愛因斯坦是頭號惡棍”，是“一個外來的江湖術士”，誣衊“這個猶太人顯然不瞭解真理……猶太物理學是一種幻覺，是德國基本物理學的一種退化現象”，希特勒上臺後，愛因斯坦在柏林的住宅被查抄，家產被沒收，多年珍藏的書籍和手稿被焚燬，並被趕出科學院，最後還被褫奪了德國公民權。從愛因斯坦這樣一位富有哲學探索精神、具有創見卓識的科學巨匠的不幸遭遇。

當然，希特勒並不是什麼知識分子都不要，也不是什麼知識都扼殺，對他發動侵略戰爭、實行法西斯統治有用的知識分子的知識，他自然要用的，但這絲毫不能改變他瘋狂推行的愚民政策和文化zhuanzhi主義的實質。

第06節　大閱兵

1942年6月5日，東普魯士格但斯克以南五十公里的林地中間的一塊平地上，陸軍總司令與總參謀長籌劃的閱兵式開始了。

昨天的風雨過後，這片平時寂靜的林蔭熱鬧起來了。黎明的空氣格外清新，散發著草木的芬芳。一戰德國坦能堡戰役紀念碑像一位飽經憂患的老人靜靜矗立，歷經二十年滄桑，親眼目睹了德意志民族勝利、失敗、屈辱、抗爭、振興和復仇，重新以巨人的雄姿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歷史。

燦爛的陽光穿過樹林間的空隙，透過早霧，一縷縷地灑滿了這片森林。李德望著不遠處的小湖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