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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儲備物資每月又需要二萬五千噸，空軍的給養要九千噸，再加上義大利軍隊和駐在利比亞的義大利居民所需要的六萬三千噸給養，每月的數字驚人地達到十三萬六千噸之多。然而，的黎波里、班加西和託布魯克的設施每月能容納九萬五千噸物資。

這裡有的只是汙垢和堅硬的岩石，酷熱的太陽和數不清的蒼蠅。他計程車兵生病而且過度疲勞，就連最起碼的在這片貧瘠的土地上挖個洞都不可能。在駝峰荊棘叢中留下的輕微傷痕，甚至幾個月都無法痊癒，而手上和腿上的疼痛又不斷地折磨著他們。他們的鼻子脫了皮，嘴唇乾裂，起了水泡。駐守在埃及馬特魯前線的頑強指揮官安德里上校，是一個荒唐而又裝模作樣、但同時又很勇敢的人。

他在寫給柏林的一封信中說：“胃腸系統紊亂——一種寒顫病——在這裡流行，它差不多一月出現一次，使你長時間地感到十分虛弱，最近，我得了這種病三天後，全身感到非常難受，一天竟昏迷了三次。我恢復以後，並未報告自己生病。無論如何，我們所有的非洲勇士，軍官和士兵都將高興地看到離開這裡的那一天，我們會說，永遠也不再到非洲來了！”

五月的天氣如此酷熱，甚至隆美爾也只能穿著短衣短褲驅車外出了，如此拘謹、古板的將軍也只好做出一次真正的讓步沙漠風暴怪異的暮色以它整個殘忍的荒涼景象彷彿在向我們證實，這是一種人類的轉瞬即逝的徵象。我們佇立在一位軍官的墳墓前，隆美爾久久地站在那裡一動也不動，然後轉過身離去了。然而在他的眼睛裡，我相信，我看到了那種使他激動的東西——那裡面有著深沉的悲哀，這是一種向自己的老朋友和戰友訣別的悲哀。”

非洲夏季最難捱的時刻到來了。坦克停放在露天裡——在沙漠裡，坦克是無處隱藏的，燙得簡直不敢摸一下。隆美爾命令他的電影攝影師們拍下在坦克上煎雞蛋的照片，藉以引起德國公眾的注意。雞蛋無法煎熟，於是隆美爾燃著乙炔燈使金屬板上出現了火焰。他仍然沒有丟掉自己過去的那種天才。

五月的前幾天，隆美爾經常從託布魯克進入埃及，道路就開始變成一條陡峭曲折的通往薩盧姆的懸崖坡道。深藍色的地中海襯托出它那佈局鬆散的碼頭輪廓。海濱公路的左邊，跳入眼簾的是令人眼花繚亂的白沙和海洋，右邊是再次突起的懸崖，陡峭而不規則，高達六百餘英尺。這條路一直通往開羅。然而過了薩盧姆幾英里，另一條道路岔向右邊，把懸崖分割成夾髮針形彎道——德國人把它們稱為S形曲線。這就是哈勒法亞隘口，由馮？赫爾弗上校指揮的隆美爾的部隊於1942年4月底攻佔。

在薩盧姆和哈勒法亞，坦克才能輕易地爬過懸崖進入沙漠高原，奪取進入利比亞的通道。薩盧姆前線的重要意義就在此。如果這裡失守，隆美爾就很容易遭到來自埃及的英軍進攻，從而迫使他放棄包圍託布魯克，退到埃爾卡熱拉一線或向更西的方向撤退。按照保羅斯的命令，早在4月他就制定了亞歷山大前線的進攻行動計劃，並報經李德批准、5月3日，隆美爾送走元首後，乘指揮車取道這條路去看望赫爾弗和他的部下。他的副官赫爾曼？阿爾丁傑當天記下了一幅非洲軍生活的生動圖畫：

經過薩盧姆（卡普諾）幾天的激烈戰鬥之後，將軍今天親臨這一防區巡視並看望他的部下。我們在拂曉時離開他的指揮所，跨過礫石和駝刺灌木叢，走了四十五英里無道可循的沙漠路。指揮車顛顛簸簸地向前行駛，我們就象站在海洋的波峰Lang谷上面，不管我們抓得多緊，仍然在車廂裡被顛得東倒西歪。將軍和我爬上車子的頂篷——上面有三個天窗出口——從那裡可以觀察外面的一切情況，因為敵人的飛機是個很大的威脅。裹在塵霧中的運輸車到處可見，無論白天黑夜，駕駛員們都得從事他們那艱苦而又危險的職業，因為前線還尚未封鎖，敵軍的裝甲車和騷擾部隊經常在周圍活動。

士兵們立正敬禮，當將軍跟他們講話時，他們都非常高興。我們到了馬特魯，還得再向東走幾英里。道路十分糟糕，路面上的坑窪大得足以吞下半輛汽車。我們到達薩盧姆前線不久，便召開了一連串的會議。隨後，將軍急於要見那些曾和敵人面對面經過實戰計程車兵，他必須跟他們談話，必須直接爬進他們的散兵壕與他們聊天。當這些普通計程車兵被允許面對面地和自己的將軍談話，並能向他講述幾天來所經歷的浴血奮戰時，可以看到他們臉上浮現著一種真正的快樂。地面是一些堅硬的岩石，無法挖掘，掩體只能用岩石壘成，一塊粗帆布伸向掩體外，以便在灼熱的太陽下可以有一塊遮蔭的地方。這也就是士兵們為什麼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