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部分(第3/4 頁)

“好，我錯了。”張敬懷說“如果說，人的本性是惡的，那麼怎麼解釋革命家的流血犧牲？怎麼理解’　殺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　，怎麼理解為了革命，在敵人的監獄中’　要把牢底坐穿‘　呢？怎麼理解許多善心善意的行為呢？如果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人一生下來都是’　惡‘　的，豈不是要滅亡嗎？所以人的本性，還是善的。”

“我還是不能同意你的’　高見‘。”馮怡說。

“說說看。”

“人和動物的最大區別，第一，人是生活在群體中，所以人有’　社會性‘。人們為了自己的群體的生存、發展、強大，生活得更好，就慢慢形成許多生活的行為規範。對個人，用道德約束自己；大者，難於自己約束的，就制定了法律等等手段。所以，我以為，’　惡‘　是先天的，是本性，’　善‘　是後天的，是教育，是社會道德和法律制約的結果　。所以還是’　人之初，性本惡‘。”

張敬懷哈哈大笑：“你這個小……馮，真能詭辯！如果，人性都是’　惡‘　的，就沒有革命，沒有理想，沒有道德了。”

“現在談你的道德，善良，真誠，不講謊話，助人為樂，’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能做到這些，就是一個有道德的人了？”

“當然！”

馮怡說：“可是這道德是有自己的群體性的。比如，你在監獄中，敵人審問你，要你講出地下工作者的名單，你能講真話嗎？不能，你就違反了自己’　真誠‘　的道德準則。你之所以不講真話，是為了你所在的群體能夠不被打敗，還要發展，強大，勝利。再比如這’　忠‘　吧，向來是我國最高的道德標準。這個’　忠‘　字的群體性最強：當了’　張皇帝‘　的臣子，對’　張皇帝‘　必須忠；當了’　李皇帝‘　的臣子，必須對’　李皇帝‘　忠；’　張皇帝‘　的臣子，如果對’　李皇帝‘　忠，就構成對’　張皇帝‘　的不忠……你講講，怎麼衡量這’　忠‘　字的道德標準？”

張敬懷說：“你還真想了些問題哪。這’　忠‘　是有階級性的……”

“您老人家得了吧！”馮怡笑著打斷了他“在文化大革命講’　忠‘　，是創了世界紀錄的。’　忠‘　字舞，’　忠‘　字歌，’　忠‘　字操。林彪最講忠’　最最最‘　……歸根結底，結果，我就不說了。你，作為我們政權中的’　臣‘　，也是講’　忠‘　的，你講’　忠‘　，還是為了你的群體更好，群體更好了，你也才能更好！從你的經歷中，不是可以看出這一點嗎？”

“這，你說我講’　忠‘　是為了自己，本人就不能苟同了。”

馮怡馬上問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你講沒講過’　忠‘　？”

“講過。”

“你忠於誰？”

“忠於國家，民族……”

“講沒講過忠於毛主席？”

“也講過。”

“錯沒錯？”

“現在我也沒認為有什麼錯。”

“那麼批你，鬥你，把你關進監獄也都對了？”

“那不見得是毛主席……”張敬懷覺得，不能和馮怡討論這個問題了……話鋒一轉，你總是為你的’　人之初，性本惡‘　辯護。文化大革命是特定的歷史環境和歷史條件把人那’　惡‘　的一面’　釋放‘　出來了。歸根結底，還是’　善‘　勝利了呀！如果沒有人性善，你怎麼會給我戴頂紅帽子呢？不談了吧。留著下次爭論。

“

“好的。”馮怡說，攙扶著張敬懷的手臂，下了山坡。

一老一少，都對他們之間能談天說地，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這天晚上，他們爬過一條小山樑，來到水庫旁邊，在一片柔軟的草地上坐下。這次他們談的是人生。

馮怡問：“我總覺得，你們這些人活得很累。可是你是為什麼活著呀？”

張敬懷說：“是的，累是累。因為我們這一代人，為了中國革命，為了創造人民的幸福，把什麼都交給革命和黨的事業了。能不累嗎？”

“我知道。”小馮說“你們這一代人，為黨，為國家，為人民，為道德，為黨性，為輿論活著。”

“那麼，如果不為這些活著，為什麼活著？”

“在這方面，我們是兩代人，我們有’　代溝‘。經過文化大革命，上山下鄉，我現在只為自己，為自己的快樂活著，怎麼快樂，就怎麼活。”

“你光為快樂，就不為自己的前途想一想？”

馮怡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