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5章 心情極佳與增加的作業(第3/4 頁)

之運”。接著又舉出申侯、呂侯是嶽神降生，傅說死後變為列星的古代傳說來說明這類偉人降生到這世上來是有目的的，從這世上逝去後也能有所作為。這就為下文論述浩然之氣作了充分的鋪墊，蓄足了氣勢。於是，文章順勢引出孟子的名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並說明這種氣無所不在，“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接著，連用三組排比句，從所遇物件的反應、此氣存在的條件和此氣存在的方式這三個方面來具體予以描述、評論。“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這組排比句是說，突然遇上這種浩然之氣，能使人失去其原有的貴、富、智、勇、辯，可見其威力之大。文章又用“是孰使之然哉”這一設問句，引出對此氣存在條件的評述：“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實際上是強調此氣乃無條件地存在於宇宙之間。正是因為它無條件地存在於宇宙之間，所以它的存在形式也變化不一，並不固定：“故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幽則為鬼神，而明則復為人。”以上三組排比句，如江海橫流，浩浩奔湧，襄陵浸天，勢不可擋。而為了疏蕩其氣，使文章形成頓挫，在一組和二組之間，用一設問句“是孰使之然哉”，表示意思的轉換；在二組和三組之間，用一因果連詞“故”，表示上下層之間的因果關係。三層寫完，又用“此理之常，無足怪者”予以歸納小結，使其開合有序，奔放中現出嚴謹。這一段對於浩然正氣的描述、評論，雖帶有相當的誇張和較濃的神秘色彩，但浩然之氣並非虛無飄渺的東西，而是確實存在著的，這就是人們平常所說的正義的力量和精神。因此，它的影響極為深遠，比如宋末民族英雄文天祥就將其寫入著名的愛國篇《正氣歌》中，表現出崇高的民族氣節和濃郁的愛國主義精神。它在今後還將沾溉後人，涵育百代。

碑文首段，對於浩然正氣作了充分的描述、評論，韓愈的高大形象已隱隱出現，於是二段順勢轉入評述其道德文章。碑文先強調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東漢末年黃巾大起義之後，不僅統一的政治局面不復存在，經濟遭到嚴重破壞，而且儒家思想也完全解體。先是道教和佛教盛行，到了晉朝，又出現釋、道合一的玄學。因此，從儒家的立場來看，儒道喪失、異端並起的說法並非誇張。再看文風，魏、晉文章已開始駢偶化，到了南期，駢文佔了絕對的優勢，講究平仄押韻，堆砌辭藻和典故，內容空虛，陳言氾濫，連反對過於駢偶化的劉勰在寫作《文心雕龍》時也依然採用駢文，可見其勢力之大，已積重難返。即使進入唐朝，在政治、經濟上出現了貞觀和開元盛世，並先後出現了房玄齡、杜如晦姚崇宋璟等賢相，對於衰弊的文風，也無法改變。直到貞元、元和之際，“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用“談笑”“麾之”“靡然”等詞語來強調韓愈所倡導的古文運動號召力之強、聲勢之大，是完全符合文學史實際的。接著，碑文連用四個排比分句：“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以此從文、道、忠、勇四個方面來盛讚韓愈的道德文章和為人行事。一個分句一個方面，概括力極強，氣勢也極其充暢，因此這四個分句也成為整個碑文最警策的名句而流傳千古、膾炙人口。而韓愈在文、道、忠、勇這四個方面的表現，正體現了上文所寫的浩然正氣，所以蘇軾強調說：“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這樣，將一、二兩段完全挽合起來。至此，讀者才充分理解，原來碑文首段所放筆泛寫的浩然正氣，實際上是句句都在描寫韓愈。由此可見此文立意的精巧，用心的良苦。

碑文第三段，完全轉換角度，另起爐灶，從論“天人之辨”人手。所謂“天人之辨”，就是分清天意和人為兩個方面的情況，也即是：“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人幹壞事可以無所不用其極，但天意是不能容忍的；人可以欺騙王公大人，但天意不能容忍人去欺騙小豬、小魚，因為《易·中孚》的卦象象徵著中心誠信，誠信到能感化小豬、小魚等微細之物，如能擴大到以之施政，一定能獲得吉祥，因為誠信正應合著天剛正的美德；人可以用暴力去奪取天下，卻不能用暴力去征服匹夫匹婦之心，因為這也體現了天意。這些說法，在今天看來，有不少唯心的成分在內，但也不是毫無合理的核心。比如將天意理解為公理和法律，還是可以講得通的。接著，碑文便從天意和人為的角度，連用排比句進行兩相比照，指出：“故公之精誠，能開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