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與現實之間：史學史與政治史視角下的《續梁紀》(第7/8 頁)

，又掌握著當地的軍事力量（都督幷州諸兵事），同時還掌控著重鎮太原（太原留守），甚至可以自行組建軍隊（八百閻羅），足見當時秦太宗在幷州權力之大，稱之為“專方”，似無不可。在這種情況下，匡恩察覺到秦太宗的威脅，因而主張要重視對諸侯的防抑。

再如匡恩主張要重視太子位置的安穩，這和秦初太子位置的不安穩是有密切關係的。匡恩指出：

夫明宗固為賢主，然其梓宮未殯，內城草擾；薤露方歌，外使造逆，厥失其何在乎？蓋以其長秋雖立，而青宮竟空，正嫡未定，少陽無主，至於諸臣有所疑貳，朝野難測新君，遂速內外之喧譁，遺愆過於身後。以是知冢守之安，非惟系其家，亦關乎天下雲，能不重之耶？[（東秦）匡恩：《續梁紀》卷3，（東秦）匡恩編理：《二梁紀》卷18，“論曰”。]

匡恩認為，明宗剛剛去世，洛陽宮廷就發生了宮變，是因為當時“長秋雖立，而青宮竟空，正嫡未定，少陽無主”。開陽年間，當然是有太子的，“青宮竟空”“少陽無主”似乎不合當時的時代情況，但如前所述，秦高帝未立皇帝，秦序只是長子卻不是嫡出的長子，這無疑影響著秦序太子位置的穩定。在這種情況下，匡恩主張應該重視太子位置的安穩。

綜上，我們可以看到，匡恩的主張基本都與秦初開陽年間的時代現實與政治形勢有著密切的關係，匡恩提出這些主張，主要為了太子秦序的利益而服務，當然，進而也是為了自己服務。但只提出這些主張是不夠的，當時能夠決定秦序太子位置是否穩定的一個重要人物就是時為皇帝的秦高帝，因此，匡恩如果想使得自己的主張能夠成為現實，就必須要讓秦高帝瞭解和認可這些主張，因此，匡恩在完成《續梁紀》後，即把該書獻給了當時的皇帝秦高帝：

臣茲謹奉敝稿，奏獻至尊，誠惶誠恐，頓首死罪……臣太子中庶子、平原匡恩，畢此書於開陽十七年六月，敬呈於大秦皇帝陛下。[（東秦）匡恩：《續梁紀》卷5，（東秦）匡恩編理：《二梁紀》卷20，“序曰”《總敘》。]

根據開陽十七年後的歷史，秦高帝在瞭解到匡恩的主張之後，是作出了部分回應的。如秦高帝同意了太子秦序的請求，使他掛帥討伐鮮卑，就是為了為秦序樹立功名，從而對太子秦序進行培養，這無疑是對匡恩的主張的回應。不過，對於匡恩的其他主張，秦高帝似乎並未作出太多回應。開陽十七年以後，秦太宗在幷州的權力並未受到削弱，秦高帝也沒有冊立皇后。因此，秦高帝對於匡恩的主張，是部分地採納，匡恩的主張因而也部分地影響了開陽年間的政治形勢。

結語

《續梁紀》作為東秦士人匡恩的一部編年體史書，其在梁秦史學的發展道路上自然有其自身的定位。《續梁紀》既是匡恩個人的歷史撰述作品，同時也是梁秦時代史學發展的產物，其內容反映了梁秦史學的發展情況，是梁秦史學發展的一面鏡子，《續梁紀》的史論所反映的史識的進步與史觀的倒退其實也與梁秦史學的情況有著密切的聯絡。從《舊梁書》，到《盛梁紀》，再到《續梁紀》，梁秦時期的編年體史書都較為注重史論的思辨性，這是梁秦史學的特徵，也反映了梁秦時期史家的歷史思考與當時史學的發展進步。而與此同時，我們也要看到，梁秦時期史學的重要成果，如《溫書》《舊梁書》《續梁紀》《新梁書》《前秦書》等，往往是在古代王朝官方控制下進行修撰的，其難免要為王朝統治者服務，因而導致其在宣傳王朝正統性的驅動下，秉持著錯誤的史觀。

史學作為文化的一部分，無疑要受到時代因素的影響，《續梁紀》自不能外。東秦初年無疑是一個變動劇烈的時代，前後賡續四百年的梁王朝滅亡，新興起的東秦王朝剛剛建立，其統治秩序尚不穩定，繼承人問題也存在隱患，這是東秦初年的政治形勢與時代現實。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匡恩的歷史撰述有了其特定的目的性，史學在匡恩的筆下成為了表達其政治主張和影響現實的工具。

僅討論短期的結果，匡恩的目的既是實現了的，卻也是未能實現的。匡恩關於要重視培養太子的主張，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秦高帝的認可。匡恩在提出自己的主張後，也在實踐自己的主張，他勸太子秦序率兵討伐鮮卑，太子秦序最後聽從了匡恩的建議，並向秦高帝表達了請求，這個請求得到了秦高帝的同意。[（東秦）河東太守撰，（西秦）張樂校：《開昌實錄》捲上。]從這個角度上看，雖然不能完全說秦高帝答應秦序的請求是因為他看過《續梁紀》後對匡恩的主張表示認可和贊同，但至少在實際結果上，匡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