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與現實之間：史學史與政治史視角下的《續梁紀》(第6/8 頁)

是高帝太子序遂忌之，數陰使人羅其愆尤，間諸高帝，高帝明察，未嘗以為然。今上亦知兄弟勢不能相容，嘗與貴妃楊氏曰：“父皇萬歲今在，當無如何，一旦萬歲不諱，太子必有所圖，屆時我焉能坐以待斃邪？”且託以邊關事密，與高帝相約：凡高帝與今上詔敕，並改“奉天皇帝”之皇字“白”下“王”為“土”，以別真偽。開陽十九年春，今上摧破鮮卑，追北大漠。太子遂使人誣今上以私藏鮮卑單于法器，高帝知其事，曰……而太子益懼，日夜惶恐，其中庶子匡恩遂建言曰：“狼王之所以能窺貳離，以有沙場之聲威，殿下若亦建勳於方面，則復以長子之尊，必能絕天下之疑。今狼王摧破鮮卑，索虜勢等餘燼，此天賜良機，殿下何不乘此難逢，撫軍御戎，旌旗北討，何異拾芥振槁？必能拉朽摧枯！洎乎振旅凱旋，海內必無異望，豈不美哉？”太子遂以為然，屬十九年……出盧龍塞東趣白衣鮮卑地。[（東秦）河東太守撰，（西秦）張樂校：《開昌實錄》捲上。]

這些記載雖然可能更多的在開陽十八年或十九年，在開陽十七年之後，但時間相去不久，開陽十八、十九年時秦序與秦太宗之矛盾已經如此激烈，亦可想見開陽十七年時秦序與秦太宗之間應亦有矛盾存在。秦序的太子位置並不穩定，秦序與秦太宗之間存在對儲君位置的爭奪，在這種情況下，作為太子秦序東宮屬官的匡恩，自然要為秦序的利益而服務，也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匡恩在《續梁紀》中提出了自己的主張。

我們可以看到，匡恩在三段“論曰”中的主張在秦初的時代現實之中都能找到相對應的現實情況。

如匡恩主張應該重視對太子的培養，這和秦初之時太子秦序“久在宮掖，不有寸功”[（西秦）楊聆撰，（西秦）都雲令注：《前秦書》卷4上《太宗本紀上》。]的情況可謂密切相關，此後匡恩更是親自向秦序建議：“狼王之所以能窺貳離，以有沙場之聲威，殿下若亦建勳於方面，則復以長子之尊，必能絕天下之疑。今狼王摧破鮮卑，索虜勢等餘燼，此天賜良機，殿下何不乘此難逢，撫軍御戎，旌旗北討，何異拾芥振槁？必能拉朽摧枯！洎乎振旅凱旋，海內必無異望，豈不美哉？”[（東秦）河東太守撰，（西秦）張樂校：《開昌實錄》捲上。]由此可見，匡恩對秦序缺乏功業而導致太子位置不穩有著比較充分的認識，在這種情況下，為了保障秦序太子位置的穩定，他主張應該重視對太子的培養。

又如匡恩主張應該重視對諸侯的防抑，這和秦初時為小狼王的秦太宗掌控幷州軍政大權有密切的關係。匡恩指出：

夫太祖、中宗之封藩，雖使王就國，而齊王之外，大率不膺方鎮之職。然其重鎮諸將，不必奉教令於藩王，諸王在藩，無事則亦不關所在軍政，故當承平之時，藩宗以一己之力，難啟邪計；屬擾亂之秋，王、將協名實之洽，遂建義旗。以是悼帝而前，諸王謀亂者寡，而討賊者多焉。而悼帝之使蜀、涼二王就國，臨行特囑其守厥封邦，關白所在，又許蘋、聶巡，亦悼帝所故擇，使其鎮衛方岳，而語其必遵從二王，於是二王思反，兩將鹹從，遂連兇期年，擾亂西州。以是知人主之南面而君天下，思保皇家萬世之慶，固宜樹封四海，以為藩屏，然亦宜慮防其逆意，不合使之專方雲。[（東秦）匡恩：《續梁紀》卷2，（東秦）匡恩編理：《二梁紀》卷17，“論曰”。]

匡恩認為蜀、涼二王之所以能夠反叛，是因為悼帝給予蜀、涼二王在封地的權力較大，能夠“關白所在”，且當地守將受悼帝委託，“必遵從二王”，因而認為君主對諸侯王進行分封時，“不合使之專方”。而考察開陽年間秦太宗在幷州的情況，無疑與匡恩指出的蜀、涼二王的問題相符合，也與匡恩所反對的“專方”情況相符合：

十五年春，以為幷州牧、都督幷州諸兵事、太原留守。太宗在太原，修整武備，挑選果勇，培植良馬，冶鑄兵器，揀精銳七千二百人，分為九陣，每陣八百，日夜操練，遂為天下精兵，號曰“八百閻羅”。太宗自領中陣，部將陳瑞、公孫禾、何超、胡珍、馬境、費徐、姜萃、佯登，凡八人，各領一陣。[（西秦）楊聆撰，（西秦）都雲令注：《前秦書》卷4上《太宗本紀上》。]

天下既清，高帝以幷州環抱山河，四塞之地，進則御胡虜於沙漠，扞中原之謐然；退則守京師之北藩，作金鑾之屏障，故而以為若使異姓居之，恐生風塵之變，遂留今上為幷州牧、都督幷州諸兵事、太原留守。[（東秦）河東太守撰，（西秦）張樂校：《開昌實錄》捲上。]

由上可知，當時秦太宗在幷州既有行政權（幷州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