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零四章 理學本質(第1/2 頁)

“理學的本質即道學，窮理明道之學。”

“道，便是人所走的路，理，為玉石的紋理。道理合並，那就是沿著正確的道路走下去，才能通達，順著紋理雕刻，才不至於毀壞玉石，才能成器。”

林煜說到此處，頓了頓又看著楊榮繼續講道：“你剛才回答理學之祖為二程，二程之師又為周敦頤，這句話其實不完全正確。”

“大明理學雖然傳承自二程和朱熹，但實際上兩宋開闢的理學，最初並不止二程一家。”

“北宋晚期，理學興盛，先後有周敦頤這位理學祖師開創的‘濂學’，再到張載為代表的‘關學’，王安石主張變法的‘新學’，以二程為代表的‘洛學（理學）’，再到蘇軾為主的‘蜀學’……”

各家學派相互開宗著書，有如百花齊放，這對宋朝的文學思想發展來說，本是一件好事。

但很可惜……

理學的百花齊放，並沒有趕上一個好時候。

先是王安石主張熙寧變法，由新學為主的變法派，與舊黨的司馬光（洛學六先生之一）發起黨爭，打擊所有旁門學派思想。

在封建王朝統治時期（乃至近現代……），但凡有新學派想要謀求發展，除了自身需要有過硬的思想綱領，最重要的無非就是兩樣東西——官身和皇帝。

沒有這兩樣東西的外力加持，任何學派思想都別想發展壯大。

新學同時得到了二者的支援，新學領袖王安石權傾朝野，又有宋神宗在背後支援，直接將沒有任何政治助力的洛學打擊的不成氣候。

至於蘇軾的蜀學、張載的關學……

前者被一路貶官到了海南島，後者倒是稍微好些，但隨著張載熙寧十年辭官歸養，關學自此也是一蹶不振。

當然，這二者的學派之所以快速消失，也不全是王安石一人的“打壓”。

比如蘇軾代表的蜀學，用《宋元學案·荊公新學略序錄》的評價：“蘇氏出於縱橫之學亦雜於禪。”

在宋朝理學大發展時期，各家學派實際都喜歡摻雜一些佛學的東西，但唯有蜀學融合最甚，導致蜀學的特點就是沒有特點，完全把儒、釋、道三家意圖融匯在一起。

這給蜀學的發展極大提高了門檻，再加上蘇軾在歷史上的一系列迷之操作。

他先是對國家的弊端叢生感到不滿憂慮，清晰的認識到了國家日益的積貧、積弱局面，因此主張銳意改革，但又極力反對王安石主導的熙寧變法。

蘇軾甚至還曾經上書宋神宗說：“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歷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貴。”

說人話就是，蘇軾認為國家應該注重百姓和士大夫的道德修養，應該著重正人心、淳風俗，而不應該單純追求變法圖強，認為王安石富國強兵的改革並不合適。

這引起了宋神宗和王安石的同時不滿，然後就被一路貶官，直至貶到了海南島，幾乎等同流放。

但隨著司馬光為首的舊黨上臺，蘇軾作為曾經跟新法唱反調的“精神舊黨”，得以被召回。

而後……

蘇軾開噴司馬光，認為司馬光盡廢新法，是在誤國害民。

總結來說，就是蘇軾有自己認為的一套改革標準，不認同王安石的過激變法，也不認可司馬光完全廢除新法的保守行為，再加上蘇軾為人太剛，都被貶到地方了，還敢寫信大罵權傾朝野的王安石。

他不被排擠，誰被排擠？

值得一提的是，到了晚年王安石下野，還跟蘇軾這個曾經的政敵成了好友。

蜀學沒落，在於剛極易折，本身又太過駁雜，很難有所發展。

關學不盛，就純粹是學派倒黴了。

先說張載這位關學創始人，自從嘉佑二年進士及第後，便一直外放擔任基層地方官，職位偏低，二次受詔擔任的也不過是同知太常禮院（禮官）。

前面說過，古代一個學派的興盛，取決於皇帝和學派自身的官身背景。

張載作為關學開宗祖師，官身太低也就很難助力其學說從諸多流派中脫穎而出。

更可悲的是，張載死後喪葬，都是在翰林院許將的努力下，皇帝才勉強下召“支喪葬半費”，而一年前其弟張戩去世時，朝廷撫卹的喪葬費竟是“全支”。

由此可見，連皇帝也不看好關學。

到了哲宗時期，乾脆有關學弟子張舜民欲為恩師的功德“討個說法”，遂上呈《乞追贈橫渠張子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