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四十四章 哪有什麼禪讓(第1/2 頁)

“天子，兵強馬壯者當為之！”

林煜接著這句話頭講道：“《左傳》有云：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說的便是，國家的建制和形成，離不開負責祭祀的貴族與巫師，透過這兩個階級群體的領導，才會形成一個國家的基本建制，其後就是無休止的戰爭與殺戮。”

“正如上古時代的涿鹿之戰，開端便是黃河流域的華夏部落文明，在黃河帶來的天然水利優勢下，得到了顯著的發展，這就使得黃河流域的各個小部落對於土地和人口的需求日益變大。

為了獲取這些需求，部落之間的兼併戰爭開始了，也就是最初的‘祀與戎’，伴隨戰爭規模變大，黃帝、炎帝、九黎（蚩尤）三大部落崛起。

其中的黃帝部落因為喜好畜牧，戰勝了喜好種粟的炎帝部落，炎黃合併，與蚩尤戰於涿鹿，才有瞭如今的黎民百姓。”

“黎民，九黎之民。百姓，炎帝、黃帝部的子孫。”

“之後，堯舜禹啟，因為戰爭頻次的增加，到了大禹時代，華夏這個大部落就已經很強大了，佔據了相當龐大的土地和人口，所以就有了姒啟奪位，開始了華夏曆史上第一個‘家天下’的時代！”

說起來，姒啟稱王建夏的過程實際並不順利。

被史書讚頌的“堯舜禹”禪讓制，也並非真正的禪讓，而是往往伴隨著血腥的殺戮與兵戎相見。

其實這才正常，想想也知道，誰家得了首領的位子，有了近乎無限的權力，會甘願拱手再讓出去，而不是讓自己的後代繼承呢？

傳於子孫後代，才是人性該有的立場。

再看看歷史上的“堯舜禹”禪讓，李白曾專門寫過一首詩《遠別離》：“或曰堯幽囚，舜野死。”

而李白這詩的來源，則是借鑑於兩晉南北朝時期，出土於魏襄王古墓的《竹書紀年》（各種史書古籍的殘篇，因為是竹簡記錄，整理後就叫《竹書紀年》）。

《竹書紀年》對舜的記載只有寥寥幾句：“舜囚堯於平陽，取之帝位；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也；后稷放帝子丹朱于丹水。”

用現在的話說，就是舜把堯囚禁在了平陽，自己取代了帝位，還派人阻擋堯的兒子丹朱的路，不讓他和父親見面，周族始祖后稷還把丹朱流放到了丹水。

韓非子也曾說過：“舜逼堯，禹逼舜，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四王者，人臣弒其君者也。”

大禹死後，姒啟稱王建夏，實際也是差不多的流程。

《竹書紀年》記載：“益代禹立，拘啟禁之，啟反起殺益，以承禹祀。

韓非子則把這段歷史解讀為：“古者禹死，將傳天下於益，啟之人因相與攻益而立啟。”

又有《戰國策·燕策》記述：“禹授益，而以啟為吏，及老，而以啟為不足任天下，傳之益也。啟與支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天下於益，其實令啟自取之。”

總而言之，便是鬥爭非常激烈，而且還幾經波折，“叛亂”的姒啟曾遭伯益的有力反擊，一度處於劣勢，甚至還被拘禁。

終於因有著姒禹的經營和培植，夏后氏根基更深、實力更強，在擁護者的支援下，夏后氏及其擁護者聯合起來對伯益發動戰爭，終於打敗了伯益，使啟奪得了後的權位。

此後，夏後姒啟又繼而發動“甘之戰”，擊敗了強有力的有扈氏，徹底消除華夏族內的反對勢力，奠定了夏王朝“家天下”的基礎。

林煜總結道：“正是夏後姒啟與伯益、有扈氏的接連戰爭，因為對於財富和權力的追逐，終於打破了氏族制度下自然發生的共同體權力。”

“於是乎，國家便出現了。”

“隨著類似的戰爭變得愈發頻繁，封建國家也會隨之擴張，而不斷變大、變強、變多……”

聽完這一席話，在場聽課的五人皆是略微沉默片刻。

鄭和倒還好，他本來就是軍伍出身，對戰爭和殺戮並不感到詫異，反而還覺得這才應當是真實的歷史。

不用真刀真槍，全靠個人道德，哪可能真的去傳承“天下共主”的大位？

如果真可以，那就只能說明，傳位的“皇帝”肯定已經被繼位的“皇帝”給完全架空了。

這不就與歷史上的三辭三讓一樣嘛，純粹走個過場罷了！

楊榮沒有鄭和那般看得開，因為他是儒家讀書人，認可的是“堯舜禹”禪讓美德，這也算是史書流傳下來的“政治正確”。

對於這幾乎算是從歷史邊角料裡摳出來的“真相”，不說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