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為解“鎊虧”太后納諫 “經濟特科”翹楚面試(第3/6 頁)

’的先聲之作——《文明論概略》；在該著作中，他提出了這麼一箇中心思想，即：泰西文明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要獲其精髓，既不能光學他們的工業技術，更不能再走我國‘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洋務路徑，而必須全盤照搬其崛起背後的文明體系及先進位制度。1868年，明治天皇採納了福澤關於日本儘快‘脫亞入歐’與‘全面西化’的計策，從而開始了一場自上而下的改革運動——即冠於‘明治’大名的維新運動。”

“說得好！”袁世凱應聲豎起大拇指。

楊度見主考官如此肯定，便更加理直氣壯道：“事實表明——‘明治維新運動’精神層面的制度變革，首先是從強制廢除傳統‘士農工商’的身份等級制開始的。即：先將公卿諸侯和武士分別改冠以‘華族’和‘士族’，而剩下的其他人等則一律稱之為‘平民’；繼之，他們又進而逐步撤除前兩族的俸祿。而在‘文明開化’已取得非凡進展的1871年，一支由近百人組成的‘日本政府使節團’開始啟程歐美；後來該使節團用22個月考察了12個國家。其中德國‘鐵血宰相’俾斯麥4曾直言不諱地告誡他們說：如今環宇各國，雖都強調以禮儀相交，但實際上‘強大欺凌弱小’仍是不二法則！使節團的副團長大久保利通回國後被升任為內務卿，而他後來之所以被譽為‘明治維新的第一政治家’，則主要歸功於他一經履新，便在所主持制定的《關於殖產興業的建議書》中嚴詞強調：國之強弱取決於國民之貧富，而國民之貧富則繫於物產之多寡；冀國強民富，就必須激勵國民——殖產興業。”

“楊度，”嚴修招手道，“說到這呀，本官就又有問題要問你了。‘殖產興業’最初與我朝的‘借法自強’很類似，都是官家發軔創辦的，而且最早的十來年所取得的成就也很相近，那是從啥時候開始才變得大不同呢？”

楊度抿嘴思忖一會，遂道：“大人，我們不妨先來回顧一個典故。在春秋戰國時期，齊桓公主政的齊國曾在經濟和軍事上稱雄諸國，而他之所以有這樣的作為，又主要是拜其‘仲父’——時任丞相的治國大師管仲所賜！那麼，管仲又何以有此能耐呢？據《史記?管晏列傳》所道明——當年這位先賢曾睿智地提出一個只有八個字的興國戰略；即：‘通貨積財，富國強兵。’”

“唔——是有這麼一回事。”嚴修頜首接話道，“不過這‘通貨積財’所說的‘通貨’，並非指的是錢幣，而是指做生意，亦即現今東洋人謂曰之‘經濟’。如若更俗言之，‘通貨積財’其實不外就是透過經商來儲蓄財帛。”

“大人博學明鑑！”楊度抱拳道，“然而，小的認為，日本的‘殖產興業’之所以比我國的‘借法自強’成功，就恰恰是贏在‘通貨積財’上。”

“哦？”——兩考官異口同聲道。

“首先，日本的‘殖產興業’從一開始就相當的大刀闊斧。例如：如今已成為該國海運巨頭的三菱公司1870年還只是一個僅擁有3艘小船的小商社，但在‘殖產興業’政策大力推行的頭幾年，卻‘天掉餡餅’般的從政府當局那裡總共獲贈多達31艘輪船。1875

年，大久保利通要求三菱公司開闢到上海的航線。結果不到一年，就將其先行者——美國太平洋郵船公司、英國半島航海公司等全都逐出競爭！大久保利通有鑑於三井、住友等眾多私營公司從政府得到官產後，也像三菱一樣茁壯長大，遂於1880年和大藏大臣大隈重信、工部大臣伊藤博文商量決定：進一步將軍工、鐵道、電訊以外的官營企業全都不計成本地向私人出售……”

“此舉即著名的‘官業下放令’！”袁世凱突然插話道。

“大人說的是！”楊度頜首道，“也就是在此令下頒不久，”他再次定睛看稿，“光日本中央政府就總共出售了25處官營企業，而且售價大多僅為原投資額一半，有的甚至更低。例如，政府原投資62萬元建成的長崎造船廠，最後就是連同4.4萬元的庫存也以9.1萬元低價一併賣給了三菱公司。此後，他們仨又在促使本國經濟體系儘快達到泰西標準上下功夫！用福澤的話來說，這叫：‘向信用文明與工業文明這兩方向進發！’而從後來的情況看，此舉是極為成功的。據悉，到1889年，日本擁有的銀行已達218家，類似銀行的各種會社有695家，其資本額已多達3189萬日元。當然，隨著大量的‘信貸甘露’滋潤，日本的企業也如雨後春筍般的成長起來。據統計，1860年代到1890年代，我國約創辦了60家洋務企業，總投資額約為5300萬兩白銀；可在同一時期，日本卻創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