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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鬥爭有困難，站不住腳。所以有些老人說：“五一”大“掃蕩”後，冀中的客觀環境，是不允許主力部隊回去的。這種觀點，也不是一點根據沒有的。

從敵情看，“冀中平原根據地，在敵‘五一’大‘掃蕩’後的1942年下半年到1943年上半年，是堅持鬥爭的最困難時期。”“直到1943年6月底，鬥爭形勢依然是嚴峻、殘酷的。1943年6月底前，敵人修的點碉密度達到頂點。冀中全區有點碉1753個。”“村政權大部分仍資敵，還有一部分對敵我雙方都供應的‘兩面政權’，不供應敵人的村政權極少。”依仗著重兵壓境和堡壘林立，“五一”大“掃蕩”後日本人非常猖狂，幾十個人，幾個人甚至單個人都敢到處亂竄。日軍獨立混成第9旅團參謀岡本孝行大佐在談到“冀中作戰後的狀況”時說：旅團最初進駐時，在警備區內，如果沒有一個步兵中隊以上的兵力，就不能自由行動；而經過剔抉周之後，到12月份，不帶警衛人員也能隨時外出視察了。

冀中平原上的八路軍武工隊

這麼幾個、幾十個鬼子，為什麼就不能打一打呢？“五一”大“掃蕩”後沒有離開冀中，一直在當地堅持鬥爭的七分割槽參謀長蘇錦章老人說：“本來，打擊分散外出‘清剿’之敵並不困難，但是，退出戰鬥和轉移時，卻易於被敵人利用碉堡體系前堵後追，四面受敵，而受到損失。因此，如何解決我軍打與走的矛盾，即成為我軍儲存自己，打擊敵人的迫切問題。不但如此，敵人以燒殺手段實行‘民匪分離’的政策，致使群眾較普遍違心地產生了不願讓我軍住房，和不願讓我軍在其本村打仗的現象（特別是怕我軍‘捅馬蜂窩’），打與群眾的暫時利益發生了前所未有的矛盾。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如果不顧群眾和兩面政權人員的情緒，仍然機械地按照戰爭的一般原則去辦，就會脫離他們，陷自己於孤立。結果，不但不能消耗敵人，而且連自己也不能儲存。當然更談不到堅持冀中游擊根據地的抗日遊擊戰爭。”

八路軍和游擊隊進攻日軍碉堡

打吧，不行；不打吧，也不行。這恐怕就是“五一”大“打蕩”後一段時間內主力部隊在冀中難以站住腳的原因吧。直到1943年夏季青紗帳起來之後，這種狀況方有所變。這一時期日本人在冀中的兵力大大減少，“一九四三年五月份日偽在冀中兵力與上年同期相比，日軍減少50�7％，偽軍增加40�5％。在冀中1700多處點碉中，由偽軍單獨守備的佔3/4，日偽混合守備的佔1/4，日軍單獨守備的很少，配備也很分散。”敵情有了變化，我方地道工作、兩面政權、敵偽軍工作等又有了發展，形勢才慢慢好起來。不過不要忘了，1943年青紗帳以後，也仍是敵強我弱。“開始恢復根據地時的敵我鬥爭形勢仍然是嚴峻的，我仍處被動地位。”由此，從敵情和冀中的實際情況看，“五一”大“掃蕩”一結束，主力部隊要回去的話，恐怕是付出了相當的代價也站不住腳，只好又退回路西。當然，如果指揮巧妙，打幾個大勝仗，也有可能是付出代價後，能站住腳，這些結局都很難預料，有時候，事後諸葛亮也不那麼好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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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路西去，到路西去（7）

冀中既然回不去了，那麼，只有少數幹部離開了路西，或潛回冀中開展工作——即所謂“咬牙幹部”；或奔赴延安進行學習——即所謂“建國幹部”；大部分幹部仍留在路西，也沒有安排太多工作，只是集中學習，實際上是“儲存”起來，以待來日——即所謂“反攻幹部”。

說到反攻，有一件事情似乎應提一提。據《大江南北》雜誌1994年刊登的一篇文章說，1942年7月，毛澤東打電報給當時在山東的劉少奇，指示一定要加緊山東根據地的各項建設，不要丟掉這塊未來反攻的基地。文章說，1942年正是抗日戰爭最殘酷、最艱苦的一年，而毛澤東卻想到以後反攻的事，足見毛澤東是站得高、想得遠。但文章沒有說為什麼早不打，晚不打，偏偏是這個時候，毛澤東要打這個電報？聯想到冀中的“五一”大“掃蕩”，我們很自然要想到，或許是在1942年7月，毛澤東看到冀中這一戰略要地、反攻基地局勢已難以逆轉，生怕山東根據地再有個閃失，故打電報提請劉少奇注意。當然，這隻能是一種猜測。說到延安，也有一件事情似乎應提一提。吳西老人講1943年2月中旬，他接到通知去延安，一共有600多人，由他和帥榮帶隊。分兩批走。約5月份到的延安，到延安後的一天，朱德把他和帥榮——當時在延安的兩位級別最高的冀中軍區軍事幹部，叫去，鋪開地圖，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