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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也不是為了享福來了。再說，人人都有兩隻手，可以自己生產，保證供給，人人手中都有槍，沒有吃，沒有穿，可以向鬼子要。再說這精神上的苦：冀中部隊和幹部到了路西后，因為冀中一時回不去，自然要改變隸屬關係或重新分配工作。少數人返回冀中開展鬥爭，部分人在當地學習，部分人併入路西單位，還有一些人去了延安。這和我們今天一家企業暫時倒閉，人員需要重新安排的道理是一樣的。這個過程，恐怕不是人人那麼愉快的吧。吳西回憶說：“這是一個巨大的組織變動。當時流行一種說法：迴路東堅持鬥爭的是‘咬牙幹部’，到教導團學習的是‘反攻幹部’，到延安去學習的是‘建國幹部’。咬牙堅持雖然艱險，但在冀中平原鬥爭烈火中鍛鍊成長的幹部都願意返回路東，為保衛家鄉貢獻自己的力量。到冀中教導團學習也比較好動員，一則是學習提高的機會，二則仍是冀中軍區的建制，畢業以後還是要打回冀中去的。劃歸四分割槽的三個團，變換了隸屬關係，對山區生活、作戰都不習慣，特別是脫離了冀中的建制，這是幹部、戰士始料不及的，因而思想上顧慮得較多。”吳西老人只是說，當時人沒想到會這樣，思想上顧慮較多。一位當時在連裡工作的同志，則沒有這麼含蓄了，說部隊從平原到了山區，原來走的是平原，如今走的是山道，原來專門打仗，如今又打仗又生產，生產比打仗多，“許多同志思想轉不過彎，爬山罵石頭磨鞋，開荒罵钁頭磨手。幹部管理不耐心，官兵關係不融洽。”總之，是心裡沒好氣。離開了冀中，離開了家鄉，每天吃的是黑豆，乾的是農活，回來往炕上一躺直嘆氣，部隊又轉屬到別的軍區，心裡有些情緒，也是可以理解的。如此，那些被抽出來返回路東——冀中工作的人，不論是幹部還是戰士，當然精神就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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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路西去，到路西去（6）

人們或許要問，冀中的部隊，在“五一”大“掃蕩”後，為什麼沒有再打回冀中去呢？聶榮臻曾談到這個問題，他說：關於冀中主力部隊撤離的問題，我的看法是：在敵人重兵壓境，大部隊活動困難的情況下，為了儲存主力，暫時離開冀中，轉移到山地或是毗鄰地區，作大踏步地有秩序的退守，這是完全必要的，許可的。但是，拉起部隊走了，沒有及時返回去，則是不對的。敵人大規模“掃蕩”冀中，部隊為什麼不可以轉到冀南活動？冀南同冀中緊緊連在一起，宋任窮同志一直在那裡堅持。那時，日本侵略軍還沒有修好石德路，在冀南地區周圍都有依靠，把幾個團撤向冀南，活動餘地很大，兜個圈子再返回來，有什麼不可以呢？要知道，敵人進行一次大“掃蕩”，不是容易的事。它要重新部署部隊，需要作一系列的準備，需要相當長的時間。它剛陷在冀中，不可能馬上騰出手來，再對冀南搞這樣一次大的‘掃蕩’。待敵情變得對我們有利的時候，再打回冀中去，不是很好嘛！實際上，冀中部隊撤離之後，敵人的大部分兵力也很快撤了。我們走了，敵人也走了，問題是我們沒有再及時返回去。我們的一些同志，在一般的情況下，覺得還可以堅持平原游擊戰，而在嚴重的形勢下，就感到堅持平原不可能了。這次撤退，冀中三縱隊受到了很大的削弱，東移西轉，後來從晉東南轉到晉西北去，部隊減員不少。

一些冀中的老人也嘆氣道：“唉，不該回去的時候回去了，該回去的時候又沒回去。”所謂“不該回去的時候回去了”，是指1942年5月下旬，敵人偽裝撤兵時，一些主力部隊返回了中心區；所謂“該回去的時候又沒回去”，就是指聶榮臻所說的：“我們走了，敵人也走了，問題是我們沒有再及時返回去。”

其實，冀中的領導何嘗不願意打回去？“五一”大“打蕩”過後，每一位從路東到路西的人，按照組織原則，都要彙報自己這一段時間的經歷、表現。有的還要寫成詳細的文字材料：哪一天在什麼地方？看到些什麼？碰上什麼人？等等，都要一一寫明。有的老人說，“當時也是真老實，連違反了群眾紀律，實在忍不住摘老鄉個瓜吃，都寫上了。”據說，寫成的材料多得用麻袋裝，透過口頭彙報和書面彙報，冀中區領導人還是很瞭解“五一”大“掃蕩”後冀中的實際情況的。

1942年秋、冬，冀中領導機關派得力幹部，潛回冀中，進行專項調查。如派原《冀中導報》報社副社長朱子強回冀中調查兩面政權的情況，派作戰科韓夏東回冀中調查地道鬥爭情況。9月中旬，呂正操還電令回民支隊司令員馬本齋，讓他派部隊回冀中偵察情況，看能否站住腳。馬本齋遂派排長白振武率20餘人組成的武工隊返回冀中，結果證實部隊回去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