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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馬同時也受驚了，四蹄亂蹦。一剎間，兩匹白馬拼命向前奔跑。我們使勁抓住韁繩，等到各自勒馬站定，才知道剛才有一群黃蜂從後面襲來，落在馬屁股上、肚子上，把馬蜇驚了。

“這麼個龐然大物，還怕小小的黃蜂！”劉伯承若有所思地說，“嗯，我看這好有一比呀。”

“比作什麼呢？”李達很有興趣地問。

“游擊戰。”劉伯承說，話音剛落，又一群黃蜂飛過來，兩匹戰馬一聽到“嗡嗡”的聲音就戰慄起來，嘶叫著又跑了幾步。

“你看，這黃蜂雖小，威力卻很大。”劉伯承邊說邊捋了捋馬鬃，讓馬安靜下來。“這馬就好比日本軍隊，它人數

多，裝備精良、訓練有素，是個龐然大物。這黃蜂就好比我們分散出去的遊擊小組，短小精悍，行動靈活。”

“對，這些黃蜂雖然蜇不死馬，可是馬也受不了。”李達領會了劉伯承的比喻，興奮地說。

和日本人硬拼不行，就應像黃蜂一樣去蜇敵人。五團一個團，一個月就打死打傷敵人400多，華北八路軍上百個團，一個月就可打死打傷4萬多敵人，一年就是近50萬。日本人在華北總共才幾個兵？可當年許多人就是轉不過這個彎來。抱著老經驗不放手。當年的幹部、戰士，絕大部分是換上了軍裝的農民，頭腦頑固，眼光狹隘，不容易轉彎子，又容易驕傲。正如毛澤東在致敦沫若的信中講的，農民革命“小勝即驕傲，大勝更驕傲，一次又一次吃虧，如何避免此種毛病，實在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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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年可就不同囉……”（15）

不過，經過一段時間，“到敵人後方去”總算變成了各部隊的自覺行動。在敵後開闢了許多隱藏的、秘密的根據地。彭德懷講：“1942年秋，隱藏根據地在華北敵後，如雨後春筍相繼出現，到1942年冬臻於相當普遍。”

日本人也供認：“自1942年秋季以來，大東亞戰爭的局勢，轉化為對日方不利，而華北治安戰也隨之一蹶不振，”“此時###則逐漸擴大了勢力，地下活動繼續深入，同時表面活動又像兩年前那樣活躍起來。”

當年，整個華北都吹響了“到敵人後方去”的號角，但由於各地區敵情、我情的不同以及領導人重視程度的不同，這號角有的響得早一點，有的響得晚一點；有的聲音大一些，有的則小一些。

像晉察冀軍區，據聶榮臻回憶，是在1942年9月，在平山縣寨北村召開的晉察冀黨政軍幹部會議上，“正式提出了‘到敵後之敵後去’的口號，並以此作為當時展開全面對敵鬥爭的方針。”聶榮臻說：“經過向‘敵後之敵後’挺進，在短短半年多的時間，晉察冀地區就出現了‘敵進我進’的新局面，敵人的‘蠶食’推進計劃被制止住了，各個地區的形勢出現了可喜的變化。”

而在山東，由於敵人實施“蠶食”較晚，所以遲至1943年初，羅榮桓才提出以“翻邊戰術”打破敵人的“蠶食”。什麼是“翻邊戰術”呢？用一一五師教導二旅六團團長賀東生的話說：就是，“我們和敵人翻個邊，敵人從哪裡打過來，我們就打到哪裡去！”可見“翻邊戰術”，就是“敵進我進”的山東版。經過激戰，八路軍拿下敵人後方郯城周圍十八處據點，打得日本人直叫：“想不到，你們竟會打到後方來。在山東，保險的地方沒有的啦！”“蠶食”我根據地的日軍被迫全線後撤。在太行，鄧小平指出，“在敵人五次‘治安強化’的階段中，前三次都未引起我們的警覺，麻痺的結果，敵人獲得了很大的成功；後兩次特別是第五次，我們進行了激烈的鬥爭，敵人雖仍有其相當成就，但未取得更大的效果，而我們則獲得了很大的勝利。”這“激烈的鬥爭”中，就包括“多支的小武裝部隊作了有力的行動。”

概括地說，華北各地區透過“敵進我進”的對策。早則1942年秋，遲則1943年甚至更晚，都先後打破了敵人的“蠶食”政策，這步棋又走活了。無怪當年一二〇師政委關嚮應稱讚這一做法對擺脫當時的被動局面，“不啻是一劑起死回生的對症藥。”

藥是好藥，可惜開得稍晚了一點，吃得稍遲了一點，見效自然也就緩了一點。在1941年，從八路軍總部，到各軍區，到各團，雖然都已開始注意研究敵人的“蠶食”政策等一套新謀略，新作法，但尚未能提出一整套與之針鋒相對而又行之有效的鬥爭辦法。像精兵簡政、減租減息、三三制、統一領導、擁政愛民、發展生產、整風運動、加強對敵鬥爭等一整套後來被稱為“十大政策”的方針，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