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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了無數郎中，花了不計其數的銀子，也沒治好。眼見得黃泉路近時，來了一個道土，聲稱他能治好鮑武的病，條件是鮑武必須改邪歸正，並勸說鮑文一起走上正道。鮑武從之，道士投以藥石，七天後果然痊癒。鮑武從此果然改邪歸正，不再吃喝嫖賭，但他卻無法勸阻鮑文。鮑武一怒之下，忿然和鮑文分家，鮑氏莊遂一分為二，莊東歸鮑武，莊西歸鮑文。兄弟倆劃地絕情，割袍斷義，鮑武深恨兄長迷途拒返，遂在莊園中間砌了一道高牆，就像二戰後的柏林牆一樣，把莊園一劃為二，嚴令莊民不得逾越。

鮑文分家後，能全權主宰財政開支，益發有恃無恐，在墮落的道路上越走越遠，最後在一次豪賭中把他的莊子輸給了一個蒙古商人，目己貧病交加，客死於海拉爾。那個蒙古商人接管了贏來的莊子，取名為奇瑪村，並且遷來一部分蒙古人。這樣，莊東、莊西亦即鮑家莊和奇瑪村的矛盾就開始形成了。

後來．隨著歲月的流逝，奇瑪村的蒙古人離開了，成了李姓漢人的天下；而鮑家莊雖然還有一半以上人口姓鮑，但卻接納了一些回民、滿人，成為一個民族雜居的村落。由於歷史的原因，兩個村子經常發生衝突，從清朝中期開始，更是發展到械鬥，每次都死傷人員。民國前期，這兩個村莊曾發生過一次動用當時被認為是新式武器的三連發步槍和炸彈（即手榴彈）的大規模械鬥，雙方共死傷五六十人，從此結下了如海深仇。

解放後，奇瑪村最初屬於黑龍江管轄，這為人民政府解決兩村糾紛提供了有利條件。當時的縣民政局派了副局長為首的七名幹部組成一個工作組，進駐兩村長達九個月之久，終於從根本上解決了兩村的糾紛，結束了矛盾衝突。50年代中期，奇瑪村劃屬內蒙古自治區管轄，兩個村莊分屬兩省（自治區）管轄，接觸減少了，也使新的矛盾減少了。但是，自6O年代初困難時期開始，奇瑪村和鮑家莊為使用新修水庫的蓄水，開始產生了矛盾，而且逐漸形成了衝突。

這個小水庫，位於奇瑪村和鮑家莊的地界交會處的低窪地。

1958年，兩村為解決長期困擾生產的水利問題，經過協商，決定合修一個小水庫。水庫利用原先的一塊天然低窪地修造，兩村根據土地面積、人口數量按比例出勞動力。兩年後，水庫修成了，在一定程度上達到了預想的目的。但是，投入使用後不久，就出現了問題：首先是在蓄水量有限，不能滿足兩個生產隊土地的灌溉量時水如何分配。再有就是水庫每年的維修養護的勞力費用如何分攤。

兩個村莊的生產隊幹部曾為解決問題而多次進行過磋商，但都由於“胳膊朝裡彎”而未達成共識。這樣，兩個村莊終幹從1963年開始出現了矛盾衝突，雙方部分村民多次發生集體對罵。次年開始，衝突升級，出現了個別人之間的毆鬥。到了1966年、1967年，在春耕需水時節，雙方參加毆鬥的人數逐漸增加，但都有所剋制，都沒有動用任何傢伙，只是徒手較量，因此未曾導致矛盾激化。

北國氣候轉暖較晚，傅索安一行到奇瑪村安家落戶時，那裡剛剛開始春耕。奇瑪村方面發現，今年他們面臨著一個相當嚴峻的局面。原來，鮑家莊方面在去年冬天想出了一個爭奪小水庫之水的法子：他們利用勞力多的優勢，在靠近水庫鮑家莊地界的一側，開鑿了一個佔地一畝、深約三米的蓄水池，用潛水泵把水庫裡的水抽上來，灌了滿滿一池。當時，他們放出的風聲是說為了便於實施機械化、渠道式灌溉，所以奇瑪村這邊也沒理由加以反對。但是，春耕開始後的情況卻並非如此，鮑家莊仍是往小水庫汲取灌溉用水。小水庫蓄水有限，鮑家莊此舉明擺著是要待雙方把水庫蓄水用盡後，獨自使用蓄水池的水。所以，那幾天奇瑪村的社員對此忿忿不平，議論紛紛。

這當兒，傅索安幾個開始參加勞動，雖然有些吃力，但由於已有思想準備並且迫於無奈，處於有進無退的境地，所以眾人還是毫無怨言地支撐著。他們之間當時的關係，就像是後來去插隊知青中廣泛存在的集體戶，傅索安則是戶長。鑑於當時的政治形勢和他們對“文化大革命”的理解，這個大約是中國“文化大革命”中最早的知青集體戶的群體，盡力營造著一種和遠在數千裡之外的天津母校的“橫空出世造反總部”相同的氛圍，每天，集體戶中有“早請示、午對照、晚彙報”的儀式。晚彙報後，便是民主生活會，大家學習語錄，暢談體會，也議論生產隊的人和事。由於那幾天整天聽到的是小水庫問題，集體戶議論得最多的也是這個問題，大家都認為鮑家莊的做法太霸道，不講道理。

另一名比傅索安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