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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村。

奇瑪村位於內蒙古自治區與黑龍江省的交界處，距中國、蘇聯的界河額爾古納河不到二十公里，離另一條界河黑龍江也不過百來公里。奇瑪村雖然在內蒙古自治區境內，但全村群眾均是清一色的漢族，而且百分之九十姓李，以種植農作物為生。生產隊長名叫李能達，是個年近五十的憨厚漢子。他的妻子郭菊花，四十出頭，是個潑辣、正直的農村婦女。兩人結婚多年，不知是哪一方的原因，郭菊花從未懷孕生育，四十多歲還膝下無人。1966年秋，傅索安出現在奇瑪村時，馬上引起了郭菊花的注意。正好生產隊長讓她清出一間屋子供傅索安作臥房，她便把傅索安拉到家中，親親熱熱一起過了十天。臨走前，傅索安答應當她家的乾女兒，郭菊花夫婦大喜過望，殺了一頭豬、三隻羊，請全村人吃飯，也算是舉行認女儀式。傅索安迴天津後倒也有情有義，不時寄包裹，把像章、食品、日用品等在奇瑪村被認為是稀罕東西的物品送給乾爹乾孃。

有了這層關係，當傅索安一行來到奇瑪村安家落戶時，自然受到了歡迎。李能達以生產隊長的身份，佈置村民給傅索安等人蓋了一座結實的茅草房。全村社員每家都向來自天津的新村民贈送東西，從棉被、衣服、食物、蔬菜一直到各類大大小小的傢俱、日用品，令傅索安六人激情滿懷，熱淚盈眶。

李能達又拿著旗人委的公函去大隊部，張羅著給博索安六人上了戶口。至此，傅索安六人成了奇瑪村的正式農民。他們也是中國“文化大革命”時最早赴農村插隊落戶的知識青年。就在這年12月，誠如傅索安所估計的，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發出了“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各地農村的同志應當歡迎他們去”的號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成為中央的一項戰略步驟，國家的一項基本國策，歷時竟達十年之久。可以想象，隨著“張厚石事件”的淡化，張厚石沒有起到江青所期待的作用（張厚石後來被救醒後送往北京，但因他當年在“北平反省院”工作時只管檔案而不看檔案，所以，不能提供什麼材料而被關押，1969年因心肌梗塞死於北京關押點）。他們六人的行為不會被追究，而他們帶頭領先一步插隊落戶的舉動則可能會被作為先進典型而受到大張旗鼓的宣傳、表彰，他們的處境無疑會得以改變，各種榮譽也會隨之而來。

然而，事情的發展有時往往不會順著人們主觀想象的軌道進行，就在傅索安六人剛剛在奇瑪村安下家，準備將大批判的熱情和幹勁轉向戰天鬥地時，發生了一起事件。這起事件，導致傅索安成了祖國的叛徒，民族的敗類，克格勃的特工。

第二章　知青挑起的械鬥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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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鈞一髮！一場大規模的、有可

能引起民族糾紛的械鬥即將發生！

奇瑪村所在的偏僻邊境地區，是個“天高皇帝遠”的地方。那裡的村民，對於“文化大革命”的理解，並沒有“奪權改組”的概念，以為不過是開開會，讀讀《毛主席語錄》，喊喊“反修反帝”的口號而已。他們也看報紙，但是，那是《人民日報》、《內蒙古日報》、《黑龍江日報》之類的官辦報紙，從來不刊登各地已經發生或者正在進行的武鬥。所以，他們並不知道祖國的許多地方當時正在進行同胞之間的“流血的革命”。總之，“文化大革命”對於他們來說，並不怎麼“觸及靈魂”，並不是如一位大人物所說的是“一場靈魂深處的大革命”。奇瑪村的村民，對“文化大革命”的關心遠不及對於奇瑪村和鄰村鮑家莊的矛盾衝突。

鮑家莊，與奇瑪村相距四華里，那是黑龍江省境內的一個小村莊，人口比奇瑪村多百分之五十，是一個由漢、回、滿三族農民組成的農業生產隊。鮑家莊和奇瑪村的矛盾由來已久，據說甚至可以追溯到明朝後期。到“文化大革命”時，兩個村莊已經沒有哪個老人能夠說清這段歷史淵源了，只留下一個近乎民間故事式的傳說——鮑家莊、奇瑪村在明朝時是一個村子，為當地方圓百里內面積最大的一個莊園。莊主鮑太公是個知書達禮的老人，生有兩個兒子，分別叫鮑文、鮑武，原指望兩人一個能文，一個尚武，都爭個官銜，好為鮑氏家族耀宗光祖。不料這兩個兒子對練武習文都無興趣，單單隻喜經商。鮑大公看看木已成舟，也就只好罷休。鮑文、鮑武經商甚是得法，經常賺銀子。至鮑太公病死時，兄弟倆已成為當地頗有名聲的富翁。

父親一死，鮑文、鮑武沒了管束，開始胡亂交結狐朋狗友，吃喝嫖賭樣樣沾上。一沾上諸種惡習後，他們就懶於經商，終日尋歡作樂。後來，弟弟鮑武患了一種怪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