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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救護車，直駛營醫務所。

救護車駛抵營醫務所時，傅索安甦醒過來了。她睜開眼睛，見面前是幾個外國男女，不禁一愣，但隨即回過神來，用英語說道：“找是中國的……”女軍醫擺擺手，也用英語說道：“不要講話！”說著，打手勢示意隨車而來的兩個士兵把傅索安抬下車，送進醫務所的急救室。

急救室裡，已經有一個瘦瘦高高的、穿蘇聯邊防軍上尉制服的軍官等著。這個上尉是克格勃第三管理局亦即軍隊監察局的官員，派駐第36號地區監察邊防軍情況的。他沒有值夜班的任務，但邊防軍方面根據克格勃的規定把傅索安越境之事通知他了，所以他馬上趕來了。士兵把傅索安往急救床上放的時候，上尉把女軍醫扯到一邊，小聲用俄語向她詢問傅索安的身體情況。然後，轉身一揮手把兩個士兵趕跑了，讓女軍醫繼續對傅索安進行急救檢查。

直到這時，傅索安才發現自己是一絲不掛地被裹在軍大衣裡。

面對著上尉那種說不清意味的目光，她頓時滿臉絆紅，只羞得無地自容。但她無法改變這一狀況，她知道從在中國的一側高高的河岸上跳入額爾古納河的那一刻起，她就不屬於她自己了，於是，她只好閉上了眼睛，這是她惟一的選擇。女軍醫檢查時，上尉走到一旁去了，因為這時又進來一個軍官，他是邊防軍營部的值班主任，兩人湊在一起密議如何訊問這個中國姑娘。

女軍醫給傅索安檢查過後，注射了一針什麼藥劑，又讓她吃了幾粒紅色藥丸。片刻，女護士給傅索安端來了一杯加了牛奶的濃咖啡。傅索安喝下以後，感到身體內部似乎不那麼冷了，但肚子卻餓了，她不敢開口討食物吃，只好忍著。

這時，上尉和值班主任已經議好，朝女軍醫說了句什麼便出去了。女軍醫讓護士取來一件白大褂、一雙男式高幫皮靴，扔在急救床邊，示意傅索安穿上。傅索安在穿的時候，想起以前曾經讀過一本描寫二次世界大戰的外國小說，裡面的一個主人公在被俘之後，就是隻能穿這類不合體的舊衣物。一瞬間，她的心頭湧上一種恥辱感，但只能無可奈何地微微搖頭。

“快些！”女軍醫用英語吆喝道。

傅索安冷不防嚇得一抖，趕緊加快動作。穿上白大褂和那雙散發著異味的大皮靴後，又讓穿上一件軍大衣，“踢踏、踢踏”地朝急救室門口走去。門外，站著兩個佩手槍計程車兵，那是值班主任帶來的營部衛兵。傅索安一走出去，他們就分站左右，將她押往醫務所的一間辦公室。傅索安受那雙大皮靴的限制，自然走不快，於是衛兵就用俄語喝罵著，還粗暴地推搡她。

傅索安進入辦公室後，那兩個衛兵便退了出去，站在門外。辦公室裡亮著兩盞雙排長日光燈，傅索安眨了幾眨眼睛方才看清一張桌子後面坐著那個上尉和值班主任，桌上放著一架當時在中國還見不到的磁帶錄音機。

值班主任指指辦公室中間地下的那把椅子，示意傅索安坐下。

傅索安坐了下來，一雙眼睛緊張地望著對方。她在打定主意越境投蘇時，天真地認為蘇聯人會把她作為客人來對待，就像她小時候見到的中國人對待去中國作客的蘇聯人一樣，根本沒料到會把她當俘虜一樣來審訊，因此從未考慮過應該如何回答蘇聯人的訊問。

上尉盯著傅索安，說了一句俄語。

傅索安聽不懂，但她從對方的神情判斷，估計是在問她是否會說俄語，便大著膽子用英語回答道：“對不起，尊敬的蘇聯紅軍首長，我不會說俄語，也聽不懂俄語，但能勉強用英語回答問題，不知是否可以？”

值班主任顯然不懂英語，用茫然的眼光望著傅索安。但那個上尉肯定是聽懂了，點點頭，馬上用俄語翻譯給值班主任聽，然後出乎傅索安意料之外地說起了中國話：“既然如此，我們就用中國話來進行這次訊問吧！你叫什麼名字？”

傅索安見對方會說中國話，心裡稍稍輕鬆，回答道：“傅索安。”

“傅一索一安。”上尉重複了一遍，又問：“這三個字在中文裡可以怎麼組詞？”

“師傅的傅，繩索的索，安全的安。”

“你是哪裡人？今年多大？”

“我是中國天津市人，1949年6月5日出生的。”

“你在中國的住址？”

“我住中國天津市紅衛路石匠衚衕74號。”

“你的公民身份證號碼？”

“中國沒有公民身份證。”

“你的身份？”

傅索安想說是學生，但頭腦裡倏地冒出“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