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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鍍廠是一家只有一百多人的鎮辦廠，用當時天津人的說法，這家工廠百分之八十以上人員是“社會渣滓”，即都是有歷史問題或者現行問題的原社會閒散人員，家庭出身是“黑五類”的子女。

這些人自己知道底牌不硬，所以“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不敢造反，都老老實實地待在廠裡勞動生產。所以，“東方紅”電鍍廠是天津地區極少數沒有造反派組織的單位之一。這種單位見造反派最怵，所以，傅索安想去那裡暫時落腳，果然一說就行，無人敢說二話。

博索安幾個在“東方紅”電鍍廠佔了兩間宿舍，臥具都由廠裡提供，吃飯也是廠裡供應。他們生怕和人多接觸把話說豁邊了會露出馬腳，就很少和工廠接觸，而是包下了該廠的大批判專欄，專門出專欄牆報，該廠正缺乏這種人才，倒也用得著，雙方頗有相得益彰之感。

這樣過了幾天，傅索安想想“梁園雖好，卻不是久戀之家”，長蹲在“東方紅”電鍍廠總不是件事情，既無前途，並且說不定哪天會暴露落網，還是滑腳溜掉為好。她一說，幾個夥伴都有同感，於是悄悄計議了幾次，決定去太行山區再次安家落戶。這個行動需要若干經費，他們便決定各人去自己家裡走一趟，能拿多少算多少，拿了就走。

傅索安畢竟年輕，缺乏經驗，低估了公安機關的偵查能力，她想了又想，認為自己一行沒露出過什麼馬腳，連奇瑪村的乾孃郭菊花也不清楚她的確鑿住址，因此，估計內蒙古警方一時還不至於把偵查觸角伸到天津來，所以此刻出其不意回一趟家是可行的，麻煩的倒是“張厚石事件”，不知目前情況如何，天津公安機關是不是還管著這個案子，這要弄弄清楚。因此，為穩妥起見，還是宜先派一個人去探探風聲。

這個探風聲的合適人選，自然是刑警之女陳冬芳。傅索安一說，陳冬芳自無二言，拔腿就走。走時是下午3點多鐘，說好晚上8點鐘之前準定回來。

陳冬芳踏進家門時，正是5點鐘家人下班返家的時候，父母都剛回來，陳冬芳的突然出現使他們吃驚不小，她的母親是醫院護士，見離家出走將近兩月的女兒突然回家了，吃驚之後自是歡喜，摟著女兒問長問短。她的父親陳明忠卻歡喜不起來。陳明忠是刑警，當時被領導指定為“張厚石事件”的調查人員，因為不知陳冬芳涉及該事件而口無遮攔洩了密，導致陳冬芳通風報信，六名當事人全部畏罪潛逃。公安機關往下查，陳明忠自然逃脫不了責任，立刻被卸去警眼，隔離審查。幸虧張厚石後來被搶救過來，押送北京，該事件不了了之了，陳明忠才剛解除審查，被通知準備調離公安戰線。這事別說在“文化大革命”了，就是放在三十年後的現在，也不見得是一件光彩的事情。因此陳明忠的心情自是可想而知，此刻見陳冬芳突然冒出來，難免大怒，一個箭步躍上前去，把女兒從母親懷抱裡一把拽出來，掄起來就是兩巴掌。打過之後，二話不說，拉著陳冬芳就往外去：“走！”

去哪裡？公安分局。

公安分局已經接到內蒙古趕來的追捕人員的情況通報，正準備組織布控，見陳明忠把女兒帶來了，不禁大喜，立刻把陳冬芳扣了起來，併火速通知下榻在市公安局招待所的內蒙古追捕人員。

那幾位聞訊，自是喜出望外，馬上趕往分局，就地審訊。陳冬芳哪見過這等陣勢，驚懼交加，早已亂了方寸，對方稍稍一問便招架不住，來了個和盤托出。

警方當即出動警車，風馳電掣般地駛往“東方紅”電鍍廠，把傅索安、金國安、李白波、費磊、王慧珍五人一網打盡！

7

午夜時分，值勤人員再次檢查關

押要犯的西屋時，發現已是人去室

空！

傅索安六人被捕後一小時，內蒙古警方追捕小組便立刻急電報告額爾古納左旗公安處：逃犯已悉數落網！

午夜時分，額爾古納左旗公安處發來回電，命令追捕組即刻就地審訊，次日即妥押回蒙。

追捕人員接到電報時，已經回到招待所，準備休息了。看了電報，意識到這是一起嚴重案件，估計上級是準備從快審處，所以才讓他們即刻審訊。他們不敢怠慢，立刻去公安局開了提審公函，於下半夜2點多鐘趕往看守所，分頭提審傅索安六人。

奇瑪村、鮑家莊衝突事件並不算得上覆雜，審到上午8點多鐘，追捕人員已經基本查清了傅索安六人各自的罪行。追捕人員臨時開了個短會，交換了意見，初步認定傅索安是這起大案的主犯，便和看守所商量，將這名女犯單獨關押了。

196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