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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手到撈來，就像從自己口袋中拿取一樣。那蘇聯教官倒是不久就發現了，在餐廳及來餐廳的路上找了一遍，沒有找到，也就算了。

之後，皮勇連連得手，不亦樂乎。直到1972年元月8日，她才開始受到懷疑。那天是星期六，特務學校俱樂部的電影院裡全天放映中國當時被禁映的幾部“文革”前的故事片。皮勇一早便去觀看，看完一部《冰山上的來客》後，她和十幾個中途離場的觀眾一起往外走，其中有一個是越南教官阮一鳴。皮勇挨近他，輕而易舉便獲得了成功。

阮一鳴是教“游擊戰”的，他沒想到在這樣一所學校裡竟然有人對他進行“遊擊”。若論失竊的錢鈔，他是十一名受害者中最少的，僅七十六元，但他卻很當回事，當即決定去報告。

本書前面章節曾介紹過蘇聯克格勃招募特務學員的情況，可以認為所招募的都是一些蘇聯青年中被當局認可的優秀青年。這些人在特務學校受訓期間，從未出現過偷雞摸狗之事，所以，克格因考慮設定特務學校部門時，根本沒想過搞一個“保衛科”之類。

阮一鳴便去向校長布特卡少將直接報告，他除了把自己失竊的情況報了案，還反映了他所耳聞的其他幾個教官近日曾經失竊之事。

布特卡校長聞報極為震驚，馬上判斷是扒竊作案，並且認定必是接受扒竊技能訓練的特務學員所為。布特卡讓阮一鳴不要聲張，以免阻礙調查。

布特卡校長親自主持調查，他是一名老資格的諜報專家，對這類事情具有清晰的思路，略微考慮下來，便找出了專學扒竊技術的學員名單，一看一共才六人，於是馬上打電話把教官找來。布特卡對扒竊教官說了案情，臨末道。“這個扒手，現在你這六名學生中間，你看會是誰？”

那教官十幾年前是莫斯科刑事偵察局裡頭牌掛名的扒手，人稱“扒竊大王”，後來落網後被克格勃弄來當上了教官。他對扒手的特徵真是太熟悉了，只略略想了想馬上在名單上皮勇的名字下面劃了條粗槓：“我認為是她！”

“為什麼？”

“扒竊錢鈔純為使用，也即消費。這個皮勇每天晚上泡在餐廳、酒吧喝酒，薪金有限，自然要生竊心了。”

這樣，皮勇被叫到了校長室。布特卡親自訊問，皮勇也不抵賴，爽爽快快作了交代，並且說明了錢鈔去向，另外還反覆宣告與傅索安無關，一副“一人做事一人當”的樣子。

皮勇被關進了禁閉室。傅索安聞訊，馬上去見布特卡校長，說明此事雖與她無直接關係，但和她們喝酒有關。她情願代皮勇退贓，並且請求寬大處理皮勇。

布特卡想想皮勇的學期才三個月，滿打滿算到這個月底就要畢業離校了，尋思寬大就寬大吧，於是給了傅索安這個面子，讓把皮勇放了出來。

傅索安從此不再和皮勇一起在餐廳、酒吧喝酒，她獨自一人在寢室裡喝，因為已和餐廳搭上了關係，讓餐廳把菜炒了送往寢室享用。到了元月底，皮勇結業了，傅索安才在酒吧請她吃喝了一頓。

席間，皮勇打聽自己的去向。傅索安說不清楚，她確實不清楚皮勇的去向，但憑她的經驗判斷：學期僅三個月，說明是急著使用，皮勇必會馬上被派往中國去執行任務。

傅索安的預感是準確的，皮勇不久便被派往中國活動，製造了一樁驚動北京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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驚動聶榮臻元帥的特種密件失竊案。

這個所在，名喚“將軍墳”。但是即使當地年近百歲的老人，也不知道那墳墓在何處，埋葬的是哪朝哪代的哪位將軍。將軍墳地處川、湘、滇三省交界地區，一條寬闊的河流從高山峻嶺間穿湧而出，流經一個三里見方的平壩時，突然一個急拐彎，繞著壩子流了大半個圈，向下遊奔流而去。這個壩子，就稱為將軍墳。由於將軍墳一面靠山，三面臨水，格局酷似半島，所以以前一向少有群眾居住，只不過作為五天一次的趕場集聚點。直到1965年，國務院、中央軍委鑑於當時的形勢，從戰備角度出發，決定在將軍墳地區建置一家軍工保密廠後，大批科研技術人員和工人從全國各地遷來，進入了將軍墳西南側深山裡的廠區，這些人的日常生活需求將將軍墳五天一場的慣例改成了“每天有潮，當地群眾才漸漸在將軍墳定居，使這裡成為一個有著千餘人口的山間小鎮。

1972年初春，就在這個僅在當時國防科委內部地圖上才標出座標位置的山間小鎮上，發生了一起被列為“1972中國十大案件”的扒竊案件。

1972年2月28日，星期一。這是一個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