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7部分(第2/4 頁)

這樣糊里糊塗過了三個多月，轉眼到了1973年4月上旬。一天，一輛越野吉普開到了別墅前，從車上下來一個蘇聯軍官，傅索安認出正是自己頂撞的那位，儘管早已有送勞改營的心理準備，但一顆心仍像不服管教的小鹿那樣，在胸腔裡怦怦亂跳，一下一下捶得喉嚨口一陣陣發緊。傅索安站在別墅的臺階上，居高臨下望著朝她走來的克格勃軍官，意外地發現對方臉上露出一種輕鬆的、近似微笑的神情，她心念一動：這是什麼意思？還沒等她往下尋思，那軍官已經開口了：“您好！傅。知道我來了，您才出來的嗎？唔，您為什麼不說話？”

傅索安這才說：“您好！大尉同志，請吧，屋裡請，我讓瑪絲諾娃大嬸給您沏咖啡，車裡還有人嗎？一起進屋。”

軍官說：“不進屋了。傅，我奉上級的指示，來接您回莫斯科。”

“是去勞改營嗎？請允許我收拾一下東西。”

“看您想哪裡去了！東西，您可以收拾，但絕不是去勞改營。

傅，這點請您相信我。”

“好吧。”傅索安尋思管它去哪裡，反正東西總要收拾的。

路上，大尉一邊開車一邊和傅索安說著笑話，但傅索安一顆心總是忐忐忑忑，不知此行兇吉。直到汽車駛進了克格勃對外諜報局的大門，她才相信不是把她送往勞改營。但是，另一個問題緊接著又冒了出來：她的關係已經離開對外諜報局，怎麼把她送到這裡來了？

這時，汽車停了下來，大尉讓傅索安跟他下車。兩人經過數道崗哨後，走進了一間辦公室，傅索安留意到門口掛著一塊“人事管理處接待室”的牌子。一個三十來歲的大胖子上尉接待了他們，他看了大尉遞過去的公函，放在一邊，過來和傅索安握手，笑吟吟道：“傅，您好。歡迎您回到對外諜報局來。”

傅索安這才知道，她什麼事都沒有了，只是不再讓她擔任教官，而把她調回了對外諜報局。胖上尉把上尉打發走後，讓傅索安填了一張登記表，按了指印，拍了照片，陪她去餐廳吃了午飯，然後告訴她：她在人事管理局的錢已經轉到對外諜報局了，隨時可以去財務處支齲另外，她這幾天可以任意在莫斯科遊覽，但離開時要告訴一個大致去向，免得有急事找不到她。

傅索安問：“我住哪裡？”

“哦，對了！你還是住第二招待所去吧。”

傅索安又住進了對外諜報局第二招待所，她和一個分配在克格勃總部的特維爾諜報學校的蘇聯女同學取得了聯絡，借了一輛轎車，每天開著在外面亂兜風。有一天，她把轎車開到特維爾市，想試著去特維爾諜報學校，但在岔路口就被武裝衛兵攔住了。衛兵把她從車上拉了下來，由於她拿不出證件（她一直到離開這個世界也從未有過克格勃的軍官證或者蘇聯公民身份），便面臨著被扣留的危險，幸虧她開的那輛轎車掛著克格勃的牌照，這才得以放行。但是，當傅索安回到招待所時，那個蘇聯女同學已經在那裡等著了。她仍很客氣，還請傅索安去外面飯店吃了一頓飯，不過卻收回了轎車。顯然，她借給博索安轎車一舉已經受到了克格勃的指責甚至警告。

這件事給傅索安剛剛轉得舒暢一點的心緒又蒙上了一層陰影。她越來越意識到自己在克格勃、在蘇聯是打入另冊的角色，那天晚上，她給黃一煌寫了一封長信，暢快地吐露了自己的心情，狠狠地發洩了一通。寫完後，傅索安又把信撕掉了，她怕黃一煌在“契他伊斯卡雅”特務學校為這封信而受到處罰。其實，這時黃一煌已經被派赴中國，終日過著提心吊膽的日子了。

“五一”勞動節的晚上，博索安接到一個電話，讓她當晚不要出去，說有人來找她談話。傅索安馬上意識到要下達任務了，那種擔心被派往中國的恐懼又像一隻無形的手那樣攥住了她的心臟，輕輕地揉捏並且往喉嚨口推。傅索安連喝了三杯白酒，才稍稍定下神來。對外諜報局第六部的一名上校軍官和他的助手直到午夜過後才姍姍而到，那是一個瘦瘦高高的中年人，戴著一副近視眼鏡，四十多歲，那個助手才二十三四歲，身材魁梧，一副赳赳武夫的樣子。上校進門後，和傅索安握過手，又禮節性地吻了她，然後提議去餐廳喝酒。這個提議正中傅索安的下懷，三人隨即去了樓下的餐廳。

上校和傅索安的談話是在吃喝中進行的。傅索安的預感是準確的，果然派她出國執行任務，不過不是去中國，而是去韓國漢城傅索安長吁了一口氣，那隻無形的手消失了。

從上校語調輕鬆的敘述中，傅索安弄清了要她執行的任務以及這個任務的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