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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初期紅軍剛改稱八路軍時參的軍，先幹偵察兵，三年後又當武工隊長。當時膠東半島上的日本鬼子和漢奸一聽到他的名字就頭痛，在他身上，有過不少類似李向陽的傳奇事蹟。全國解放後，倪炯敏改行搞公安工作，“文革”前夕奉調去了公安部。與其他刑偵專家相比，倪炯敏沒進過專業學校，不是科班出身，但他有比較豐富的刑偵實踐。所以，這次公安部派他來將軍墳，只讓他帶了兩名年輕的助手，有著要他“獨擋一面”的意思。

據當時參加“2·28案件”的“先鋒廠”公安處刑警董玉華回憶，倪炯敏的外形看上去不像是一個慣於深思熟慮的專家，倒像是一個慣於逗人發笑的相聲演員。他來將軍墳時，穿著一件敞懷的外套，五個紐扣已經掉了三個，一下車東張西望，然後嘟噥一句：“這地方瘴氣很大。”然後就掏錢要助手去買酒。在接著舉行的案情彙報會上，別人喝茶，他卻喝酒。這別說在當時，就是在二十多年後的現在，也是需要足夠的勇氣和自信的，因為一旦案子無法偵破，喝酒就是一個原因，追究起來只怕是“吃不了，兜著走”。但是，倪炯敏後來把“2·28案件”偵破了，所以無人指責他。倒是後來聶榮臻元帥聽說倪炯敏喜歡喝酒，特地派人送了兩瓶茅臺酒去。

倪炯敏聽了案情彙報，沒發表什麼意見，只是問了幾處細節，然後說：“讓我先考慮一下。”

吳榮德等人認為倪炯敏喝了酒，加上旅途勞累，要休息了，便把他送往臥室。但他並沒有躺下，連坐都沒坐，就在室內繞著圈子踱步。他的兩個助手小唐和小金就在外間整理先前的會議記錄。

大約過了兩個鐘頭，倪炯敏去見吳榮德，要求去“先鋒廠”見見曹秋林和曾厚望。吳榮德當下便親自駕車陪送而去。

機要通訊員曹秋林被軟禁在“先鋒廠”公安處，晝夜有人監護，不禁憂心忡忡，一天到晚長吁短嘆，一直在打聽案子偵查情況，當然不會有人告訴他。此刻他聽說來人是公安部專家，料想案子還沒偵破，臉上馬上出現了一陣絕望的陰雲。

倪炯敏安慰他：“不要緊，我們會盡力偵查的。我來找你，就是偵查工作的一部分。我想聽你把你從基地接受任務一直到現在的情況源源本本說一遍，說得越詳細越好，我有足夠的耐心聽完。”

曹秋林遵囑，把情況說了一遍，整整說了一個鐘頭。倪炯敏聽得很仔細，但臉上並不是一副一本正經的樣子，偶爾還打幾句哈哈。聽完，他安慰了曹秋林幾句，便去找曾厚望了。

曾厚望是個四十多歲的瘦高個子，以前長期幹部隊保衛工作，五十年代後期調入核試驗基地保衛部工作，從1960年開始就擔任機要通訊員，從未出過差錯。這次密件失竊責任不是他的，也沒對他進行隔離審查，但他難受得難以名狀，整天待在“先鋒廠”的內部招待所房間裡唉聲嘆氣。倪炯敏和曾厚望見面，沒多說話，只聽他敘述了有關情況：2月15日，曾厚望和曹秋林抵達“先鋒廠”，當天即去研究所辦了手續，把帶來的試樣放進了研究所的保險箱。

曾厚望是蘭州人，以前從未到過西南，難以適應將軍墳地區的氣候水土，抵達“先鋒廠”後的第三天，就出現了病病懨懨的症狀。

研究所領導知道後，馬上讓他去“先鋒廠”研究所醫務室去治療。

當時，他們不知道因為試劑的原因，要推遲獲得分析結果。所以，曾厚望不肯輸液，只配了點藥，他特地向醫生說明：這是水土不服引起的，他在20日、21日將離開“先鋒廠”，屆時會不治而愈。服藥以後，頭兩天情況有所好轉，到了3月19日卻突然腹瀉，一晝夜瀉了二十多次，不思飲食，頭昏腳軟，只得臥床輸液，兩天後方有所好轉，但仍須每天去醫務室打針。這時，他們已經知道試劑一事，估計要到月底才踏上回程。曾厚望恐怕誤了歸期，嚴遵醫囑，每天去向醫生報到，老老實實吃藥打針。儘管如此，恢復得仍舊很慢，到了2月27日中午，曾厚望突然再次腹瀉，這次更加厲害，還伴有腹痛，於是只得再次臥床輸液。由於基地急等密件，經請示獲准，決定曾厚望留下治療，由曹秋林一人攜密件返回。曾厚望直到3月2日方才痊癒，他知道此時不宜離開這個是非之地，況且基地也沒命令他回去，所以就留在“先鋒廠”，過著度日如年的日子。

曾厚望說完，不住地搖頭：“唉——，我這身體……若我這次不生病，那就不會出事，兩個人上路，警惕性就高，雙保險，扒手別想動腦筋！”

倪炯敏問：“你這次究竟生了什麼病？”

“我這身體應該說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