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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無皮勇的“下家”，皮勇所竊的密件並未轉移出去，而由她藏匿起來了。

這幾天裡，對皮勇的審訊始終沒有間斷過。上海市公安局預審處派出了三名優秀預審員，倪炯敏也出馬助陣。但是，無論怎樣努力，都無法使皮勇開口說實話。倪炯敏後來回憶起這段情節時，猶自不無慨嘆道：“想想四個老傢伙還拿不下這樣一個比我們的兒女還年輕的嫩丫頭，真是老臉無光啊！”

幸好還有“桃樹上不長果子，就到李樹底下去”的說法，皮勇不招供，就循著她來滬後的活動軌跡進行調查。偵察員估計皮勇把密件寄放於她的哪個同學、朋友那裡，於是決定逐個進行訪查。根據前面調查得知，皮勇來滬後曾和十九名同學、朋友有過接觸。警方抽調了三十八名偵察員，同時出動訪查那十九名物件，沒人承認皮勇曾把什麼東西寄放在他們那裡，只有一個在上海船廠工作時女青年朱某提供了一條很是模糊的線索：皮勇曾向她打聽過上海公共場所現在寄存包裹物品的情況。去調查的那兩個偵察員聞之一個激靈；難道皮勇把竊得的密件寄存到車站、碼頭、旅館、影劇院等等地方的哪個寄存點去了？他們當即返回市局，向指揮部報告了這一情況。

臨時指揮部的幾位負責人緊急交換意見，認為從克格勃慣以平信、普通印刷品夾寄重要密件這一傳遞情報的手法來看，皮勇用寄存包裹的方式來藏匿所竊密件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在近乎無線索的情況下，有必要把這個假設當作線索來查一查。但是上海全市可以寄存包裹的地方實在太多了，…一查下來在操作時難度甚大，幾乎是不可能的，只能另闢蹊徑。眾偵察員經過討論，集思廣益，終於找到了一個突破口：從查寄存牌著手。皮勇既然寄存了東西，那麼寄存處肯定給了她一塊作為憑證的寄存牌。只要找到這塊寄存牌，就等於找到了密件。

皮勇被捕時，由女偵察員在指定的密室中對其進行了搜身，並未發現寄存牌；在對她家進行搜查時，也沒看到過金屬圓牌、竹籌之類的東西。偵察員進行了討論，“設身處地”從皮勇的角度考慮，應當把寄存牌放在何處。議來議去，大多數觀點認為多半藏在家裡。指揮部於是決定再次對皮家進行搜查。

這次搜查，指揮部精選了六名偵察員，四男二女，都是性格精細、韌性甚篤之輩。搜查從晚上9點鐘開始，由於要求是“越細越好”，所以費時很長，一直搜到下半夜2點鐘才結束，搜遍了屋內屋外，但並未搜到什麼。帶隊的邵冬鋒、李平傻了眼，互相對視著，嘴裡嘟噥著：“怎麼搞的？”

一個女偵察員：“會不會藏屋頂上了？”

邵冬鋒說：“有這個可能……”

另一個偵察員說：“難道要爬到屋頂去掀掉瓦片？”

李平分析道：“掀瓦片那倒沒必要，因為皮勇的腳上著石膏，不可能爬到屋頂上去，再則她如果上屋頂，勢必會驚動家人和鄰居，所以，既便藏在屋頂，也就在簷口處。”

邵冬鋒說：“言之有理！就在簷口處找。”

幾個人用手電筒照著翻遍了簷口的瓦片，沒什麼收穫，倒弄了兩手灰。當時上海居民使用的還是公用自來水龍頭，家裡沒自來水。偵察員要洗手，便從水缸中舀水。一個姓唐的年輕偵察員等不及了，找了個臉盆，抓起一個熱水瓶就倒水。那水是幾天前灌的，早就涼了，小唐一隻手抓著熱水瓶倒，另一隻手已經在水裡洗了。沒料想到忽然從熱水瓶裡掉出一塊鋁牌牌來，正好落在他的手裡。小唐一怔，定睛一看，見上面有鋼印敲著的號碼“390”，恍然大悟：“寄存牌！”

一聲驚呼早已引來眾人，鋁牌牌在一雙雙手裡遞來傳去，一致認定肯定是寄存牌。邵冬鋒猛然想起那天逮捕皮勇時，她正站在桌邊倒水，不由大發慨嘆：“這傢伙的手腳也真是快，就當著我們的面把這塊牌牌藏進了熱水瓶，怪不得她能從機要通訊員身上竊取密件了！”

找到了牌牌，偵察員接下來的工作儘管還很煩瑣，但是總算有希望了。天亮後，李平和兩個偵察員駕了摩托車，直奔北火車站，未著，調頭去虯江路長途汽車站，也稱不是他們的寄存牌，再往十六鋪輪船碼頭，終於憑牌領到了一個小旅行包，因已超時，付了一元八角錢。

旅行包拿到市局，先是拍照，然後開啟（上面有一把密碼鎖，這當然難不倒偵察員），裡面有幾件女式衣眼、五千元人民幣和一個密封著的“西裝皮夾”……密件！經檢查，誠如“先鋒廠”警方所估計的，密件未被開啟過。

破案訊息隨即透過電波傳往北京、西南、西北各有關部門，所有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