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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止她了。

鍾秀翔休息了，劉斯助一班人卻還不能休息，他們接著提審馬午生。馬午生冷不防被逮捕，料想東窗事發，已經嚇得坐立不安，這會兒被押進審訊室，見裡面坐著六個警察，連大腿杆子都篩起糠來。審訊者讓他坐下，劉斯勳的副手、刑偵隊副隊長馬德泉問過他的姓名等等後，便讓他交代問題。

馬午生可能覺得馬德泉的態度很和善，便異想天開地起了硬頂的念頭，指手畫腳嚷嚷道：“我有什麼問題？我是被你們瞎抓的！

我是回回，你們瞎抓少數民族，當心鬧起民族糾紛！”

馬德泉淡笑道：“回回又怎麼啦？你是回回，我也是回回。在中國，什麼民族、什麼人都得嚴守國法。馬午生，你的事情我們已經掌握得八九不離十了，還是老老實實交代為好！”

馬午生聲調低了八度，但猶是不肯承認：“我有什麼問題啦？

我有什麼事兒啦？”

“你先說說你跟朱遠芳的關係。”

“她是我一個老戰友的女兒，原本是去甘肅蝨…”“停！”劉斯勳喝住他，“這個，我們已經調查過了，全是假的！”

馬午生一愣，張口結舌：“這……這個……那麼……”他突然咬住了舌頭，不無驚恐地睜大了眼睛，盯著審訊桌旁邊的一張稍矮的桌子。那上面，原先蓋著一塊白布，現在突然被揭去了，露出了下面那些從鍾秀翔住處搜出來的特務活動罪證。

劉斯勳笑道：“怎麼，沒想到吧？現在，我想你可以開始交代了，不然，對於你來說，可能太晚了。”

馬午生沉思良久，終於哭喪著臉作了以下交代——原來，馬午生在塔城“蘇聯僑民協會”當雜役時，其經歷和多年生活養成的狡猾引起了披著“蘇聯僑民”外衣的克格勃特工的興趣，決定發展他為特工。1959年秋，克格勃派了一名也是“蘇聯僑民”的女特工以色相輕而易舉地把馬午生引上了鉤，然後便捧出了底牌：要麼聽他們的指揮，叫幹什麼就幹什麼；要麼被指控為“強姦罪”送到塔城公安局去。馬午生嚇壞了，幾乎不假思索就答應參加克格勃。從此，他開始秘密替克格勃蒐集邊境地區的軍事、政治情報，從克格勃那裡領取了不少獎金。1962年初，克格勃根據赫魯曉夫的旨意，開始策劃“伊塔事件”。具體主持這項陰謀的克格勃對外諜報局第六部考慮到事件發生後，原先在伊犁、塔城等地區活動的披著“蘇聯僑民”外衣的特工都將暴露而被迫撤回蘇聯，克格勃在上述地區的諜報工作所選中的人員中，有一個便是馬午生。

為了使馬午生取得中國方面的信任，便於今後活動，克格勃故意指使馬午生在“伊塔事件”發生前便去向中國有關部門報告蛛絲馬跡：事件發生時，又讓他指使家屬逃蘇，而自己卻留下來阻止邊民外逃，從而把他塑出了一副“反修英雄”的形象。

“伊塔事件”後，馬午生繼續接受克格勃的指令，為克格勃收集情報，直到1966年夏天才停止。之後三年多時間，克格勃沒有跟他聯絡。直到1970年8月中旬的一天，馬午生去吉也克鎮趕集時，忽然有一個哈薩克牧民打扮的漢子和他打招呼，邀請他去一家小酒店喝酒。馬午生馬上想到這可能是克格勃派來的聯絡特工，儘管心裡頗有些惶惶，但還是隻得去了。果然，酒剛斟上，對方就說出了接頭暗語。馬午生的猜測得到了證實，只得老老實實聽對方傳達了克格勃的指令：克格勃將安排一名女特工來塔城城區開展活動，馬午生須妥善安排其在當地農村“插隊落戶”，然後積極協助其進行活動。

那個“牧民”傳達指令後，讓馬午生當場拿出有關方案來。馬午生尋思那主兒大概活動過就要走的，即使不暴露，也會給他留下一個話柄，引起人們的議論，日後會與他不利，所以，不能把她安插在自己村裡，得弄到外村去，這樣，他頭腦裡便冒出了“紅花峪”。

至於名義，這倒難不倒馬午生，他想起自己有個姓朱的戰友在甘肅，可以讓女特工頂其女兒的名義，“轉隊”來新疆落戶。他把設想對“牧民”一說，對方未置可否，讓他過幾天聽訊息。

五天後，馬午生又去趕集時，徑直來到那家小酒店，那個“牧民”已經坐在裡面等著他了。這一次，兩人談話時間不長，“牧民”向馬午生交代：決定照他提出的方案實施，考慮到這裡是邊境地區，為避免麻煩，決定把女“知青”朱遠芳的原籍定在甘肅邊境地區的伊哈託黑，從邊境到邊境，相對說來不易引起懷疑。“牧民”讓馬午生這幾天不要外出，注意接收從甘肅方面“老戰友”寄來的掛號信。收到信後，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