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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察員轉了一圈，在床下發現了幾雙穿過的鞋子，遂拍了照片並將其中一雙跑鞋底弄了個石膏模。徐佩豐把鞋子放回原處後，把目光投向床上，意外發現枕頭下露出一個書角。他抽出來一看，是“文化大革命”前出版的柳青所著的長篇小說《創業史》，封面已經有些破損，翻開來扉頁上寫著一個名字：馬根法。裡面翻了翻，沒發現什麼。

王松接過書也翻了翻，笑道：“一個自稱是‘文盲’的人，竟還看起了柳青的長篇小說。”他把書放回原處的時候，眼睛突然眨了眨，定定地望著那塊印有向日葵的枕巾：“唔？”

“怎麼的？”

“你看枕巾上面！”

徐佩豐定睛一看，枕巾內側的邊沿有一截頭髮，一頭壓在枕巾下面，取出來一看，是一根大約25厘米長的軟軟的細頭髮，一看便知是女人的。王松自言自語道：“他不是孤身一人嗎？怎麼床上有女人頭髮？這事兒怪了！”

徐佩豐說：“也許是相好吧？”

王松把頭髮夾在筆記本里：“管他相好不相好，總得查一查！”

偵察員對這次秘密搜查所獲得的東西進行了鑑定和調查——鞋印雖為三十八碼，但從磨損特徵判斷，與在7801醫院現場提取的鞋印不是同一人。

馬根法系巴拉坎大隊第二生產隊社員，回鄉知識青年，《創業史》是他的，半個多月前馬午生借去。當時他頗為不解：馬午生從不看書的，怎麼借起長篇小說來了？便有些拒絕的樣子。馬午生說是借給他的侄女看的，馬根法這才給了他。

馬午生平時從來不和女性交往，村裡從未有過關於他和哪個女人相好的傳言。

劉斯勳和王松、徐佩豐分析了上述情況，得出一個推斷：馬午生床上的頭髮系他所說的“侄女’”所留，《創業史》也是她所閱讀；估計這個“侄女”多半和“鹽酸”有關。

劉斯勳下令：“一查到底，弄清這個‘侄女’是何許人！”

王松、徐佩豐三赴巴拉坎大隊，仍是不顯山不露水的秘密調查。但是，查下來卻發現馬午生並無兄弟姐妹。不過，越是這樣，倒越引起了偵察員的興趣。王松忽然想起馬午生這幾天去紅花峪走親戚之說，便向大隊治保委員瞭解：這個親戚是何人？治保委員不是二隊人，不清楚馬午生的根絆，於是便向二隊生產隊長請教。

生產隊長說：“記得馬午生娶的婆娘是紅花峪的，要麼是他婆娘面上的親戚？”

這是一條線索，但若要查清則須去紅花峪。兩個偵察員交換了意見，決定去紅花峪跑一趟。紅花峪屬於額敏縣，距巴拉坎大隊四十里地，兩人趕到那裡，透過公社公安特派員悄悄一摸，喝！不但查到了馬午生的親戚，還查到了他那個“侄女”。

馬午生的“侄女”名叫朱遠芳，二十三歲，甘肅省伊哈託黑人氏。這伊哈託黑處於狹長的河西走廊的最北端，西為內蒙古，東為新疆，往北三十餘公里以外便是蒙古人民共和國。朱遠芳的父親原先在新疆謀生，“三區革命”時也是一個參與者，後來成為民族軍戰士，和馬午生待在一個班裡，兩人交情很深。解放後，朱父以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五軍退伍軍人的名義回到了老家伊哈託黑，在當地一家工廠工作。1968年，朱遠芳被分配到伊哈託黑農村插隊落戶，由於和當地社員關係搞不好，日子很是難過，便央求父親給她另外聯絡一個地方插隊，這在當時的知青中稱為“轉隊”，算不上一樁新鮮事。朱父想起老戰友馬午生，便寫來一封信請求幫忙。馬午生古道熱腸，兩肋插刀，當即和紅花峪聯絡，以自己“侄女”的名義把朱遠芳安排來新疆插隊。這件事從1970年7月間開始辦，至9月份辦成，朱遠芳於9月上旬來紅花峪落戶，以上情況是偵察員從紅花峪大隊幹部和群眾那裡調查所獲。

王、徐回到縣公安局，把調查所得的情況向劉斯勳彙報了。劉斯勳聽了眉峰一聳：“又冒出一個女知青來了！這個朱遠芳從9月份抵達紅花峪，跟著就發生了7801醫院藥品倉庫失竊案件、‘鹽酸事件’什麼的，看來，她不是一個良善之輩，我們不能等閒視之！”

後來據劉斯勳說，他就是從這時開始懷疑這個案件可能不是普通刑事案件，而是有政治背景的間諜破壞案之類。因為這樣想，所以他馬上去向局長、政委彙報，談出了自己的懷疑。局領導認為此案非同小可，當即召開黨委會，專門討論此案，最後決定成立專案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