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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萬別小看了這個“小組組員”。在那個特殊的年代，這個“小組組員”的地位遠遠高於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須知，陳伯達也不過是個“小組長”，江青、張春橋不過“副組長”，如此而已。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至十二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在北京召開。這是“文革”開張以來最為重要的中國最高層次的政治會議。姚文元作為“中央文革小組”組員，得以列席這一核心會議，這是姚文元平生第一次進入中國政治核心。這次會上，毛澤東“炮打司令部”，使劉少奇在黨內從第二號人物降為第八位，而林彪取而代之，居於一人之下，成為黨中央唯一的副主席。“彭羅陸楊”的職務，在這次會上被宣佈全部撤消。全會透過了“歷史性檔案”——《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

見到毛澤東寫了《炮打司令部》，姚文元緊跟，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貼出了一張題為《永遠跟著毛主席前進》的大字報：

“炮打司令部，指的是什麼呢？就是用馬列主義的炮打，毛澤東思想的炮打，打掉司令部裡一切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反動路線……”

姚文元的大字報，為毛澤東的《炮打司令部》加了註釋，說明了在當時成為新名詞的“炮打司令部”的具體含義。

八屆十一中全會之後，“中央文革小組”的地位又上升了一級。中共中央決定：“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列席參加中央政治局會議。這樣，連中共中央委員都不是的江青、張春橋、姚文元以及王力、關鋒、戚本禹，居然坐到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會議桌旁。三十五歲的姚文元，坐到了毛澤東身邊！於是，這個十七年前的高二學生，姚蓬子的兒子，一躍成為“中央首長”，成為“無產階級司令部”成員。

姚文元三個字鍍上了一層令人眩目的金光。如今，他不再是馬捷之輩可以指名道姓“商榷”的了。誰批評姚文元的文章，哪怕是對姚文元說一句稍稍不恭的話，對不起，以下的帽子可以供君“自由選擇”：

一曰“炮打中央文革”；

二日“攻擊中央首長”；

三曰“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

雖然，當時姚文元唯一足以嚇人的頭銜，不過是那麼個“小組成員”。

於是，如同本書開頭所寫，“於貴父榮”，姚蓬子的胸前別起了兒子所贈的毛澤東像章，一掃過去那種灰溜溜的面孔，一下子挺胸腆肚，神氣活現起來。

和張春橋一起發動“一月革命”

往昔，張春橋和姚文元坐在上海，望著北京。如今，他倆坐在北京，望著上海。上海，畢竟是他們慘淡經營多年的“基地”，萬萬不可因為做了“京官”而丟了上海。

就在張春橋和姚文元私下裡慶賀那篇《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週年的日子裡，從上海傳來“特大喜訊”：歷史竟有這樣的巧合，也就在十一月十日這一天，清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率領兩千多名上海工人截車北上，要進京告狀，被堵於上海遠郊的安亭車站。工人“造反派”切斷鐵路交通，發生震驚全國的“安亭事件”……

十一月十一日深夜，張春橋以“中央文革小組”代表身份，飛抵上海，處理“安亭事件”。張春橋與“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的“司令”王洪文結盟。於是，“三人幫”擴大成為“四人幫”。

當張春橋在十一月二十四日返回北京之後，上海又爆發了紅衛兵發動的震撼全國的“《解放日報》事件”。

在“安亭事件”和“《解放日報》事件”衝擊之下，以陳丕顯、首獲秋為首的中共上海市委已搖搖欲墜。

張春橋、姚文元控制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和“上海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不過，光靠工人造反派和紅衛兵還不行。要摧毀中共上海市委，必須在後院放火，內應外合才能成功。

十一月四日、二十五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十二月十二日，一次又一次，姚文元給徐景賢掛長途電話“策反”。正在為陳丕顯、曹獲秋草擬“檢查”稿的徐景賢“反戈一擊”了。這個中共上海市委寫作班黨支部書記帶領寫作班於十二月十三日宣佈“造反”。秀才們用自己特有的方式，喊出了特有的“造反宣言”：“革命方覺北京近，造反才知主席親。”

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張春橋和姚文元看出時機成熟，雙雙飛抵上海。這一回，他倆以“來自毛主席身邊的親人”出現在上海灘，萬夫莫敵，不可一世。

張春橋和姚文元在上海發動了著名的“一月革命”，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