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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文元批判《海瑞罷官》所引起的株連，創造了中國歷史上的“奇蹟”，令人目觸心驚！

其一，株連古人：

海瑞死於一五八七年。他是廣東瓊山縣人，死後葬於故鄉。萬萬料想不到，他在地下安眠了三百七十多年，竟被姚文元的文章所騷擾。批判《海瑞罷官》的衝擊波，竟衝擊了位於天涯海角的海瑞墓。紅衛兵們手持鐵鎬，把海瑞遺骨從古墓中挖出，給那一副白骨戴上高帽子游街！如此株連，恐世上絕無僅有！

雖然海瑞死後數百年不得安寧，然而，人們在這位當年的巡撫大人墓中，除了挖出一副白骨之外，只找到幾枚殉葬的銅幣，如此而已。海瑞的清廉，給那些狂熱的紅衛兵滴了幾滴清醒劑。

其二，株連眾人：

批判《海瑞罷官》而引起的株連之眾，也是創“紀錄”的，遠遠超過了封建王朝的所謂“株連九族”。張春橋、姚文元囑令《文匯報》社不要放過一封投反對票的讀者來信。

在《文匯報》刊出馬捷的文章之後，迷惑了眾多的讀者。讀者們以為《文匯報》“作風民主”，“敢於發表不同意見”，於是讀者來信如雪片般飛往《文匯報》社。

不料，在“文革”中，張春橋下令，把其中反對姚文元的三幹多封讀者來信，逐一轉到讀者所在的工作單位。這三千多位讀者遍及全國各省市，蒙受了“惡毒攻擊中央負責同志”的罪名，受到各種形式的懲罰！其中有多少讀者受迫害致死，多少讀者被隔離、入獄，多少讀者被戴上帽子，已無法統計。

其三，株連無辜：

姚文元批判《海瑞罷官》，開創了中國當代“文字獄”之先河。

一時間，由“罷官”引伸到“貶”、“謫”，都被視為“替彭德懷翻案。”

一九六六年四月三日，《貴州日報》發表文章，批判了作家黃秋耘的《魯亮濟摘印》。

《羊城晚報》批判了歷史小說《柳宗元被貶》。

陶淵明曾高歌“歸去來兮”，辭職歸隱，被視為海瑞的“同黨”。於是，陳翔鶴的歷史小說《陶淵明寫〈輓歌〉》也在劫難逃。

海瑞“抗上”，那個魏徵也“抗上”。於是，蔣星煜的《李世民與魏徵》遭到亂箭勁射。

由於《海瑞罷官》是大毒草，於是所有寫過海瑞生平、海瑞故事以至畫過海瑞連環畫的作者，全遭討伐。

著名美術史家、詩人常任使無端被牽入《海瑞罷官》一案，其起因可編入《新天方夜譚》！

吳晗在《海瑞罷官》單行本的序的末尾，寫了這麼一句致謝的話：“畫像（指海瑞畫像——引者注）用的是中國歷史博物館陳列的，墨跡（指海瑞墨跡——引者注）中有一份是天津卞慧新同志送的，一份是北京常任快同志送的，並致謝意。”

也就因為這麼一句吳晗致謝的話，使這位中央美術學院教授、圖書館主任成為打手們注意的目標。不過，光是憑常任俠把一份海瑞墨跡送給吳晗這一點而打倒他，就連打手們也覺得還缺了點什麼。

天底下竟有這樣的巧事、奇事：報上曾登過一篇稱讚《海瑞罷官》的文章，署名“常談”，而常任俠偏巧姓常。打手們便一口咬定，“常談”是常任俠的化名！

於是乎，常任俠“步步高昇”：先是站高臺，戴高帽，頭銜是“吳晗的幫兇”；不久，提了一級，成為“吳晗的死黨”；又過不久，又提一級，成為“彭真的死黨”……

常任快教授在憶及這場飛來橫禍時，感嘆萬分。他引述了吳晗在《朱元璋傳》中描述朱元璋設定文網的一段話，倒是可借來準確地描繪中國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文網：

“網羅布置好了，包圍圈逐漸縮小了。蒼鷹在天上盤旋，獵犬在追逐，一片號角聲，吶喊聲，呼鷹喚狗聲，已入網的文人一個個斷脰破胸，呻吟在血泊中。在網外圍觀的，在戰慄，在恐懼，在逃避，在偽裝……”

歷史現象常常有著驚人的相似。如此逼真、形象地寫過明代文網的吳晗，到頭來落入“文革”之網，可悲可嘆！

第十一章　進入“中央文革”

成了“中央首長”

兩“評”——《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和《評〈三家村〉》的發表，使姚文元連升三級，從《解放日報》的編委，一躍成為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

然而，這個把別人的肋骨當作向上爬的階梯的刀筆吏，還沒有到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就任，便飛往北京，成為“中央文革小組”的十八名成員之一。姚文元第一次成了“京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