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部分(第3/4 頁)

露說《水滸》是隻反貪官，不反皇帝。由於不是正式訊息，對精神實質理解不一，學術界在討論時，分歧又很大，這篇文章沒有發表。因此，當談到《水滸》時，我順便向主席請教了這件事。主席說，那兩句話，是他在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講的。接著我又請教他；既然如此，那麼《水滸》一書的好處在哪裡？應當怎樣讀它？……”

毛澤東為了答覆蘆獲的問題，才談起了自己對《水滸》的見解。

蘆獲記錄了毛澤東的見解；

《水滸》這部書，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滸》只反貪官，不反皇帝。屏晁蓋於一百○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義，把晁的聚義廳改為忠義堂讓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鬥爭，是地主階級內部這一派反對那一派的鬥爭。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臘。

這支農民起義隊伍的領袖不好，投降。李逵、吳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願意投降。

魯迅評《水滸》評得好。他說：“一部《水滸》，說得很分明：因為不反對天子，所以大軍一到，便受招安，替國家打別的強盜——不‘替天行道’的強盜去了。終於是奴才。”（《三閒集·流氓的變遷》）

金聖嘆把《水滸》砍掉了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實。魯迅非常不滿意金聖嘆，專寫了一篇評論金聖嘆的文章《談金聖嘆》（見《南腔北調集》）

《水滸》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種都要出。把魯迅的那段評語印在前面。

八月十四日，姚文元見到蘆獲整理的毛澤東談話記錄，如獲至寶。三小時之後，姚文元的一份“請示報告”，就送到毛澤東手中。

姚文元在“請示報告”中寫道：

為了執行毛主席提出的任務，擬辦以下幾件事：

一、將主席批示印發政治局在京同志，增發出版局、《人民日報》、《紅旗》、《光明日報》及北京批判組謝靜宜同志，上海市委寫作組。附此信。

二、找出版局、人民文學出版社同志傳達落實主席指示，做好三種版本印刷和評論的工作。我還看到一種專供兒童青年讀的《水滸》，是根據七十一回本改的六十五回本，也要改寫前言，增印魯迅的話，否則流毒青少年。

三、在《紅旗》上發表魯迅論《水滸》的段落，並組織或轉載評論文章，《人民日報》、《光明日報》訂個計劃。

以上可否，請批示。

姚文元

一九七五年八月十四日

毛澤東大筆一揮：“同意。”

於是，正處於步步退卻之中的“四人幫”，一下子抓住了毛澤東的旗幟，神氣活現起來。

其實，就算評《水滸》吧，毛澤東那些隨口而說的意見，可以算一家之言。姚文元呢，他過去評這評那，也曾評過《水滸》。姚文元對《水滸》的評論，跟父親姚蓬子大同小異，姚氏父子可以算是另一家。

姚文元的見解，與毛澤東大相徑庭：

“《水滸》，……在生動的形象中所顯示的鬥爭策略和戰術，在歷代農民運動中發生過某種教科書的作用，很多農民革命領袖從《水滸》中吸取了封建時代被壓迫人民向統治階級進行武裝鬥爭的經驗。”（《論藝術作品對人民的作用—一美學筆記之五》，一九六一年第十一期《上海文學》）

“真正歌頌勞動人民的藝術作品，從《水滸傳》，到《憫農詩》，都是不朽的。”（《歌頌勞動的詩篇是不朽的》，《沖霄集》，作家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

作為“牆頭草”，這時候的姚文元隨風倒那當然不在話下。他積極“貫徹執行”毛澤東關於《水滸》的指示，完全按“行情”行事。

“輿論總管”發起了一場空前規模的“評《水滸》”運動，起初使許多人困惑不解——用得著如此連篇累續地去評《水滸》？

“輿論總管”導演了一幕幕輿論戰：

《紅旗》雜誌一九七五年第九期發表了短評《重視〈水滸〉的評論》，又在“用《水滸》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的總標題下，發表了一組評《水滸》的文章，作為“樣板”。《人民日報》當即在八月三十一日予以轉載。

九月四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開展對〈水滸〉的評論》，文中把蘆獲記述的毛澤東評《水滸》的談話，作為“最高指示”用黑體字印出來，公之於眾。

有了《紅旗》評論，有了《人民日報》社論，有了毛澤東的“最高指示”，才短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