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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問題請提政治局一議。

為盼。

毛澤東的這段話，就是在批評姚文元，批評姚文元和他的夥計們，“不懂馬列”。哦，“自以為懂了，其實不大懂，自以為是，動不動就訓人”，這不正是替姚文元畫像嗎？

毛澤東的批示，不由得使“輿論總管”感到非常緊張。因為“輿論總管”向來以“精通馬列”自居，如今居然被毛澤東斥為“不懂馬列”，這樣的批評的潛臺詞便是下臺！

確實，姚文元就象那砰的一聲飛上青雲的爆竹一樣，雖然升得那麼快，到達頂點之後便要急速跌落。看來，這一口要輪到姚文元“貶值”了。

果然，就在毛澤東寫了那段批評姚文元的批示之後的第十天——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從毛澤東的口中，說出一段著名的“最高指示”：

“要搞馬列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不要搞四人幫，你們不要搞了，為什麼照樣搞呀？為什麼不和二百多的中央委員搞團結？搞少數人不好，歷來不好。”

毛澤東又提到了“經驗主義”問題，他說；

“我看批判經驗主義的人，自己就是經驗主義。”

“我看江青就是一個小小的經驗主義者。”

毛澤東明確地提出要解決“四人幫”的問題：“上半年解決不了，下半年解決；今年解決不了，明年解決；明年解決不了，後年解決。”

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四人結幫，毛澤東稱之為“四人幫”。毛澤東指出“四人幫”是“黨內小宗派”，下決心非解決不可。

姚文元那向來望著天花板的眼睛，此刻，轉向地板。他耷拉著腦袋，深知大事不妙。他，再不是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寫《永遠跟著毛主席前進》的那個姚文元。毛澤東的一席話，猶如又一次“炮打司令部”——這一回“炮打”的卻是王、張、江、姚！

政治局會議剛剛開過，新華社社長朱穆之寫信請示：“主席最近對我社關於宣傳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請示報告的批示，對今後宣傳報道關係十分重要，我們準備向正在召開的分社會議（即將結束）和總社有關同志傳達……”

王洪文慌了手腳，因為毛澤東的批示一旦傳達，那“四人幫”就面臨著倒臺的危險。五月八日，王洪文趕緊在朱穆之的信上，寫下“批示”：

“我意見暫不傳達。請文元同志閱示。”

於是，“輿論總管”接下去作了“批示”：

“同意暫不傳達。精神可以在新華社工作中貫徹執行。”

姚文元說的是滑頭話。既然不讓下邊知道毛澤東的批示，又怎樣在工作中“貫徹”呢？說穿了，他無非給自己留了一條退路：萬一毛澤東查問起來，他已在“精神”上加以“貫徹執行”了。……

就在“四人幫”紛紛寫檢討、處境維艱的時候，“輿論總管”忽然舉起指揮棒，指揮全國大大小小的報刊，討論起《水滸》來了。

突然發動“評《水滸》”

《水滸》這部長篇小說，打從元末明初問世以來，六百年間，已有眾多的評論。就連姚蓬子當年在上海師範學院中文系講授古典文學時，也曾細細評論過《水滸》，稱《水滸》是“農民起義的史詩性文學長卷”。

到了一九七五年炎暑之日，中國居然出現“《水滸》熱”。一時間，大報小報評《水滸》，工人農民評《水滸》，大會小會評《水滸》，億萬人民評《水滸》。

弓沒這場“《水滸》熱”，其實純屬偶然。最初，發端於一九七五年八月十三日，毛澤東和北京大學中文系教員蘆獲的一次聊天。

據蘆獲回憶，那天，毛澤東是這樣才談起《水滸》的：

“主席一向關心歷史、哲學史和文學史的研究工作，重視對作家作品的評論。當時，他老人家雖在病中，萬機之餘，仍是手不釋卷；尤其愛讀魯迅的文章，讀時，常常發出讚許的笑聲。偶或，他也讓我提些問題，然後，透過解答，親切慈祥地給我講點歷史、文學史和魯迅。我曾向他請教過關於一些作家作品的評價問題。（一九七五年）八月十三日，我又請教了關於他提到過的那幾部古典小說的評價問題。他先講了《三國演義》、《紅樓夢》等幾部書的問題，然後談到了《水滸》。關於《水滸》，學術界的基本評價，向來是很高的，甚至有的說，這是一部千古不朽的農民運動的史詩。但到一九七四年，《北京日報》到北大中文系約寫一篇批判《水滸》的文章時，卻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