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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呀，他就用一個勁兒抽菸來答覆你！哈哈哈……”

於是，江青壯著膽，打起毛澤東的旗號，去組織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

果真，江青對毛澤東的脾氣了如指掌——他真的聽進了康生的話。

一九六六年二月八日，中共中央“文比革命五人小組”帶著剛剛寫出來的《二月提綱》，飛抵武漢，向正在那裡的毛澤東彙報。

毛澤東聽罷彙報，問彭真道：“吳晗是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

彭真馬上回答：“經過調查，不是。”

毛澤東說：“我曾說過，吳晗的《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

彭真說道：“二月五日，我們在北京向少奇同志彙報的時候，也提到您的話。少奇同志說，沒有發現吳晗跟彭德懷有組織聯絡……”

這時，毛澤東指了指康生說：“《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這是康生向我講的。‘發明權’屬於康生！”

在一旁沉默多時，一直在觀言察色的康生著急了，馬上說道：“這不是我發明的。‘發明權’屬於主席！”

彭真——毛澤東——康生之間這一段至關重要的對話，彭真記得，在場的陸定一、周揚、吳冷西也記得。離開毛澤東那裡，康生很快就把重要的資訊告訴了江青。

姚文元的評《海瑞罷官》的文章，只是說吳晗寫的海瑞與歷史上的海瑞不是一回事，是個假海瑞，只提其中的“退田”、“平冤獄”是“影射”、“攻擊”現實，從頭至尾沒有提及為彭德懷翻案這一“要害”。身為“上綱專家”的姚文元，怎麼會“忽略”瞭如此重大的“要害”問題？何況，江青事先早已知道《海瑞罷官》的“要害”所在，為什麼不“提醒”姚文元呢？

“軍師”張春橋的一席話，使江青折服，也使姚文元折服：“這‘要害’不要由我們來說，讓主席去說。如果我們寫上去了，主席不同意這麼說，會使我們變得非常被動；不如我們不寫這個‘要害’，爭取主席的支援，讓他說出這個‘要害’。主席威望高，他說《海瑞罷官》是替彭德懷翻案，人家就不敢說半個不字！我們就立於不敗之地！”

到底是“軍師”，棋高一籌。

難怪江青要一趟趟來上海，評《海瑞罷官》的稿子要一次次修改——為了點不點明“要害”問題，那三顆聚在一起的腦袋，不知道討論了多少次，花費了多少時光……

果真不出張春橋所料，在姚文元評《海瑞罷官》的文章發表之後，毛澤東說了那番話。

不過，康生更是棋高一籌。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一日，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康生見關於《海瑞罷官》的批判已成定局，他又從毛澤東那裡奪回了“發明權”。會議記錄上，清清楚楚地記載著康生這麼一段話：

“一九六四年，我曾向毛主席講過，吳晗的《海瑞罷官》和廬山會議有關係。這件事我沒有向任何人講過。……”

其實，康生的話，前一句是真，後一句摻假——他掩蓋了他曾告訴過江青。曲曲折折，歷史的迷霧經過沉澱、澄清，這才終於顯示出原先的面目。

鄧拓、田家英、吳晗死於姚文元筆下西子湖畔，毛澤東剛剛說畢那一席話，陳伯達迅即把毛澤東關於姚文元文章的評論，轉告了江青。“主席這麼重要的指示，要趕緊向全黨傳達。叫回家英馬上把談話記錄稿整理出來！”當江青把來自陳伯達的重要訊息告訴張春橋的時候，張春橋提醒了江青。

姚文元補充了一句：“主席的話，是對我們辛辛苦苦工作了半年多的最大鼓勵和高度評價！”

江青一聽，覺得張春橋、姚文元言之有理，便催促田家英整理記錄。

四十三歲的田家英，在毛澤東身邊已經工作了十七個年頭。毛澤東對田家英頗為器重。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大上致開幕詞。許多人稱讚開幕詞寫得簡短有力，毛澤東笑道：“這不是我寫的，是一個少壯派寫的，叫田家英，我的秘書。”

毛澤東還讓四家英擔任了《毛澤東選集》四卷九百八十七條註釋的主編，參加許多中央檔案的起草工作。

田家英，原名曾正昌，一九二二年生於四川成都。他從小失去父母，在中藥鋪裡當學徒。一九三七年，十五歲的田家英投奔延安，走上革命之路。一九三八年，他加入中國共產黨。

十年之後，正在中共中央宣傳部工作的田家英，調任毛澤東秘書。新中國成立以後，田家英擔任過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室主任、中華